发布时间:2019-11-28 来源:福州晚报 字体:【大】【中】 【小】
(一)
陈发梨(约1891~1939),又作发棐,闽侯上街人,农家出身。15岁时,父亲病逝,突失栋梁,家境艰难,懂事的陈发梨为奉养慈母及幼小的弟妹,毅然只身东渡台湾。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陈发梨被台北市大稻埕的一家金饰店收为佣工。平实、勤劳、力求上进的他,博得了雇主的怜爱,遂允其学艺,还将自身技艺传授无遗。陈发梨不负所望,不数年,凡首饰行业中要求极严的镶、嵌、镂等高难度技艺,他一一学会且青出于蓝,其作品深受广大客户青睐,甚至有人以配饰其亲手制作的饰品为荣耀。不久后,陈发梨的身份由佣工转为学徒,继而变为伙友,最后自立门户成店东。
富有后的陈发梨,益发助人为乐,慷慨解囊,同时还极其关注乡亲们社会地位低下的“华侨”身份,以及被歧视的险恶生活处境,他出钱出力发起组建“华侨俱乐部”,以排遣乡亲们的孤独和烦闷。未几,他发觉俱乐部毕竟是俱乐部,名不顺无法与当局沟通、交涉,遂与志同道合者商议,创建“中华会馆”。1923年,“台北市中华会馆”正式成立。此后,旅台乡亲如有遇到不公事情,便以会馆名义与地方当局进行交涉,“侨民”合法权益多少得到些许改善。
“台北市中华会馆”的成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在台湾影响甚大。随后,台中、高雄、嘉义、基隆、宜兰、彰化等地,相继成立了“中华会馆”。此时,在台的福州人约有5万名,占绝大多数,广东人次之。因各自为政,影响力有限,遂商议在保留各地“中华会馆”的基础上,筹建“台湾中华总会馆”,加强统一领导,增强组织活力。1927年,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市召开,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宣告“台湾中华总会馆”正式成立。
陈发梨素有爱国心中华情,且颇有政治家胸怀。他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数十年,非常担心日本人的习俗、文化会对当地人的后辈产生影响,于是出资出力兴办“中华学校”,延续中华文脉,以不至于数典忘祖。
1927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建都南京宣言》。消息传到台湾,陈发梨兴奋不已,立马制作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悬挂于自家商号,并要求已加入“台湾中华总会馆”的地方商家一律遵照执行。日本警宪见状,加以干预阻止。面对蛮横无理的日本警宪,陈发梨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们是中国‘侨民’,难道不能悬挂自己国家的国旗吗?”日本警宪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此后,陈发梨被地方当局烙上“危险人物”的印记。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发梨意识到中日难免一战,敌强我弱,我辈要众志成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与敌人斗争到底。于是,他假借开发海南岛之名,募集钱款,支援政府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身为“台湾中华总会馆”主席的陈发梨做了两件事:一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组建“抗日救国团”并担任团长。1987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知识词典》有这个词目:“(抗日救国团),秘密抗日团体,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领导人陈发棐……”二是动员组织帮助“侨民”,带上家财回国支援抗战,一时间乡亲们打理行装带上金银钱款,成群结队登船回乡。《江声报》1938年1月21日报道称:“旅台‘华侨’自全面抗战后,陆续归国者达四万余人,均只身回来,财产被敌没收……”
其实,日寇蓄谋侵华已久,做贼心虚,怕中国人组织反日团体。他们于“七七事变”前夕,在台湾两度发动大检举,籍以迫害“华侨”。《台湾知识词典》在“华侨事件”词目下称:“逮捕新竹的陈显锐,并对全台湾‘华侨’进行两次大检举,全岛中华会馆及直属支部三十余处的干部,代表均遭逮捕,人数达三百余人……陈显锐等十二人被折磨致死。”陈发梨亦牵涉其中,于1937年12月5日被捕,天天接受讯问,严刑拷打。日方要陈发梨承认系我国政府委任其从事反日间谍活动。各种刑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惨无人道。陈发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愈是残忍,其殉国之志愈是坚定。敌人无计可施,转而抚慰,企图以利诱其组织拥日团体,但被陈发梨严词拒绝。在狱中饱受近两年摧残、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陈发梨,于1939年10月5日被释放,归家两日后亡故。
陈发梨逝世的消息震惊台湾,岛内居民群情激愤,尤其榕籍“侨民”更是悲愤交加。送殡当日,300余人义愤填膺,边走边哭,他们真想高喊“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因日本警宪真枪实弹跟随监视,大家只好强压怒火埋在心里。
消息传到福州,党政军各机关联合于同年12月17日召开追悼陈发梨先生大会。笔者有幸在福建省档案馆找到尘封近80年的追悼会照片。随后,笔者又在福建省图书馆找到当年12月18日《福建民报》的相关新闻报道,标题是《在空袭下举行陈发梨先生追悼会》。文章称,当日七时追悼会在县党部礼堂操场举行,开场不久空袭警报拉响,到会长官和与会人员镇定如常按议程进行,直到敌机临空才散开躲避,表现了福州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质。
作者:郑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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