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发梨（约1891~1939），又作发棐，闽侯上街人，农家出身。15岁时，父亲病逝，突失栋梁，家境艰难，懂事的陈发梨为奉养慈母及幼小的弟妹，毅然只身东渡台湾。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陈发梨被台北市大稻埕的一家金饰店收为佣工。平实、勤劳、力求上进的他，博得了雇主的怜爱，遂允其学艺，还将自身技艺传授无遗。陈发梨不负所望，不数年，凡首饰行业中要求极严的镶、嵌、镂等高难度技艺，他一一学会且青出于蓝，其作品深受广大客户青睐，甚至有人以配饰其亲手制作的饰品为荣耀。不久后，陈发梨的身份由佣工转为学徒，继而变为伙友，最后自立门户成店东。

　　富有后的陈发梨，益发助人为乐，慷慨解囊，同时还极其关注乡亲们社会地位低下的“华侨”身份，以及被歧视的险恶生活处境，他出钱出力发起组建“华侨俱乐部”，以排遣乡亲们的孤独和烦闷。未几，他发觉俱乐部毕竟是俱乐部，名不顺无法与当局沟通、交涉，遂与志同道合者商议，创建“中华会馆”。1923年，“台北市中华会馆”正式成立。此后，旅台乡亲如有遇到不公事情，便以会馆名义与地方当局进行交涉，“侨民”合法权益多少得到些许改善。

　　“台北市中华会馆”的成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在台湾影响甚大。随后，台中、高雄、嘉义、基隆、宜兰、彰化等地，相继成立了“中华会馆”。此时，在台的福州人约有5万名，占绝大多数，广东人次之。因各自为政，影响力有限，遂商议在保留各地“中华会馆”的基础上，筹建“台湾中华总会馆”，加强统一领导，增强组织活力。1927年，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市召开，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宣告“台湾中华总会馆”正式成立。

　　陈发梨素有爱国心中华情，且颇有政治家胸怀。他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数十年，非常担心日本人的习俗、文化会对当地人的后辈产生影响，于是出资出力兴办“中华学校”，延续中华文脉，以不至于数典忘祖。

　　1927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建都南京宣言》。消息传到台湾，陈发梨兴奋不已，立马制作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悬挂于自家商号，并要求已加入“台湾中华总会馆”的地方商家一律遵照执行。日本警宪见状，加以干预阻止。面对蛮横无理的日本警宪，陈发梨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们是中国‘侨民’，难道不能悬挂自己国家的国旗吗？”日本警宪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此后，陈发梨被地方当局烙上“危险人物”的印记。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发梨意识到中日难免一战，敌强我弱，我辈要众志成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与敌人斗争到底。于是，他假借开发海南岛之名，募集钱款，支援政府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身为“台湾中华总会馆”主席的陈发梨做了两件事：一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组建“抗日救国团”并担任团长。1987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知识词典》有这个词目：“（抗日救国团），秘密抗日团体，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领导人陈发棐……”二是动员组织帮助“侨民”，带上家财回国支援抗战，一时间乡亲们打理行装带上金银钱款，成群结队登船回乡。《江声报》1938年1月21日报道称：“旅台‘华侨’自全面抗战后，陆续归国者达四万余人，均只身回来，财产被敌没收……”

　　其实，日寇蓄谋侵华已久，做贼心虚，怕中国人组织反日团体。他们于“七七事变”前夕，在台湾两度发动大检举，籍以迫害“华侨”。《台湾知识词典》在“华侨事件”词目下称：“逮捕新竹的陈显锐，并对全台湾‘华侨’进行两次大检举，全岛中华会馆及直属支部三十余处的干部，代表均遭逮捕，人数达三百余人……陈显锐等十二人被折磨致死。”陈发梨亦牵涉其中，于1937年12月5日被捕，天天接受讯问，严刑拷打。日方要陈发梨承认系我国政府委任其从事反日间谍活动。各种刑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惨无人道。陈发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愈是残忍，其殉国之志愈是坚定。敌人无计可施，转而抚慰，企图以利诱其组织拥日团体，但被陈发梨严词拒绝。在狱中饱受近两年摧残、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陈发梨，于1939年10月5日被释放，归家两日后亡故。

　　陈发梨逝世的消息震惊台湾，岛内居民群情激愤，尤其榕籍“侨民”更是悲愤交加。送殡当日，300余人义愤填膺，边走边哭，他们真想高喊“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因日本警宪真枪实弹跟随监视，大家只好强压怒火埋在心里。

　　消息传到福州，党政军各机关联合于同年12月17日召开追悼陈发梨先生大会。笔者有幸在福建省档案馆找到尘封近80年的追悼会照片。随后，笔者又在福建省图书馆找到当年12月18日《福建民报》的相关新闻报道，标题是《在空袭下举行陈发梨先生追悼会》。文章称，当日七时追悼会在县党部礼堂操场举行，开场不久空袭警报拉响，到会长官和与会人员镇定如常按议程进行，直到敌机临空才散开躲避，表现了福州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质。

作者：郑宗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