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1713—1775），字清翘，号峨峰，今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人，明末义士李杠之后。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湖北长阳、钟祥、江爱知县，湖南衡州、永川、岳阳、汉阳府同知，长沙知府，福建福宁、福州知府等职。在长阳兴水利，重教育，除暴安良；在福宁广种树，首开种植玉米、棉花与种桑养蚕先例；在湖北荆宜施道率众整治长江……他勤于政务，卓有成效，在任二十余年政绩斐然，深得朝廷信任，曾五次得到乾隆皇帝召见。62岁时，李拔因积劳过度，溘然长逝于湖北任上。终其一生，居官廉政，以爱为心，以严为用，以勤为主，以俭为尚。李拔常言：“酷吏不可为，姑息亦养奸。苟不勤，恶能治，苟不俭，恶能廉。”

李拔一生清正廉洁，常忧百姓之苦。他31岁中举后，学而优则仕，终其一生为老百姓谋福祉。

李拔的家族代代浩然正气，一门人才辈出。除他之外，儿子李元模，其孙李锦源和李综濂也都高中进士，留下了“一门四进士”佳话。李拔的子孙中举者不胜枚举，曾诞生八大知县，这在全国少见，故事流传至今。

今日，犍为县也给了李拔崇高的荣誉，如在犍为县文庙旁建了一条街，叫“文林街”，取文人如林之意，乃因昔日这条街出了李拔及其族人而得名；李拔生平故事，廉政事迹及家风、家训，被当地政府以浮雕作品的形式广为宣传。

李拔为官勤政为民，身体力行。无论是治城垣、修水利，还是劝农桑、兴教化，他都亲自上场。

福宁府所属的宁德、福鼎、福安、霞浦等四个地方修建城池需银820两。他带头先捐200两，发动部属捐银600余两，并亲率僚属沿护城壕种植松柳。

在福宁府任职（1757—1760）时，他一面警游惰，尚节俭，禁停棺，惩赌博，肃吏治；一面把重点放在办学上，提供经费，亲撰教材，并为诸生讲学。同时，他还主张“薄赋便民”，减轻人民负担。以至于李拔从福宁知府调任福州知府兼理海防（1760—1763）时，福宁百姓不让他走，福州人民争着抢官，一度流传“两郡争守”的佳话。李拔调离后，福宁人民还专门立“去思碑”来记其功德。他常忧百姓之苦，一生清正廉洁，事迹被选编入《闽东历史清廉人物荟》，被誉为“一代循吏”。

有一次，李拔从京城赴汉阳就任途中，有个人想买官求荣，叫人带上书信和500两银子在半路等候。待来人说明来意后，他当众烧了书信，拒绝行贿的银子，并要追究其行贿罪。此人落荒而逃，怏怏而归。又有一次，李拔从福州府奔丧过楚，当地老百姓认为李拔是个清官，集资700两白银，为他立祠。他竭力劝阻，对百姓说：“要把这些钱办书院，耕农地，解决百姓子弟读书和改善农民兄弟生活，才是我心里想的急事。”

李拔一生好学，著作颇丰，工作之余乃笔耕不辍，书稿不离身。这位重文化、有政绩的郡守，1760年就任福州知府，多次登临鼓山，寄兴抒怀，大学行书，笔酣墨畅。李拔说：“不观沧海，不知丘壑之微也；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小也。”他写了“云程发轫”“毋息半途”“欲从末由”，其中最贴切且脍炙人口的，要数其在茶亭石墙上写的“欲罢不能”，大行书，径二尺，语出《论语·子罕》。他在鼓山留下许多题刻。从表面上看，这些题刻说的是登山，但实际上都蕴含着求学、崇学、为学的深刻哲理。

于山的摩崖石刻有李拔的“月朗风清”，乾隆辛巳、郡守李拔题；“丹井流香”，乾隆辛巳，剑南李拔题；“登云台”，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题登云台”，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南教场演武厅铭”，乾隆壬午中秋，郡守，剑南李拔峨峰题书。

乌山的摩崖石刻有李拔的“望耕台”，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此外，还有李拔的《题望耕台》诗一首：“为念民劳登此台，公余望啸且徘徊，平畴万亩青如许，尽载占涂血汗来。”

在福州南台岛的最南端海峡，在浮礁石的正北悬崖处，有摩崖石刻“龙江飞渡”，乾隆壬午郡守李拔题。

乾隆二十八年（1763），李拔丁忧归家。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湖北荆宜施道台，率众修整长江航道。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任上。

李拔18岁那年考中秀才，其父教导说：“为学如登山，徒峨看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上，犹未登耳。”李拔因此取号“峨峰”自勉，且自书联语“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于书斋。李拔年幼时，家道飘零，炊烟常断，但其母周氏关心李拔学习，教育他要交好朋友。

探访李拔的墓地，其墓碑对联：“泽傅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富濂洛直探道德渊源”。这足以概括其光辉的一生。李拔撰写的《劝学箴》《课儿随笔》《训子剩言》《教养迁说》都相当于今天的德育教材系列丛书，警策学子，训示儿孙。

 

作者：葛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