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权 文
　　中共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鼓舞人心。“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探讨风生水起。作为一个名普通的文史工作者，又有缘自幼生长在闽江口附近的村庄，虽然未有多少高见，也愿为之敲敲边鼓，谈谈自己的浅识。
　　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重要节点，是源头之一。而研究福州的“海丝之路”历史，必然牵涉到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甘棠港与福州的关系至为密切，甘棠港应当离福州的城市中心不远。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它具体在哪里，则历来充满争议。本文试作如下探讨，以就正于高明。
　　文献记载：于兢《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曰：“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荐祀神祇，有感必通，其应如响。祭罢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达旦则移其艰险，别注平流。虽画鹢争驰，而长鲸弭浪。远近闻而异之，优诏奖饰。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赐名其水为甘棠港，神曰显灵侯。”
　　翁承赞《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载：“古有岛外岩崖，蹴成惊浪，往来舟楫，动致败亡。王遥祝阴灵，云有玄感。一夕，风雷暴作，霆电呈功，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
　　《新五代史·王审知传》称：“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
　　综上所述，表明以下五点：第一，“闽越之境，江海通津”。闽越治在古福州。通津是交通要津。“要津”，《辞海》解释为：“犹‘津要’，比喻显要的地位。”第二，“海上黄崎，波涛为阻”、“岛外岩崖，蹴成惊浪”。指明“海上”、“岛外”，显然不在内海，更不在内港。第三，“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连上句“海上黄崎”，都说明其地“黄崎”，定名在前。第四，“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移其艰险，别注平流”。经过在“洪波”中“碎巨石”，而后才得“移艰险”、“注平流”。第五，“敕号甘棠港”、“赐名其水为甘棠港”。确系皇帝御赐，并非民间私号。
　　地理位置：王审知开辟甘棠港，为的是促进福州海外交通，发展贸易。事实正是这样，甘棠港开辟之后，使福州、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港口，从而加强与南洋、琉球、高丽的海上贸易，海上航线北至新罗（今朝鲜），南至南海诸岛、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所以，甘棠港其地应在福州城附近，不应距离福州太远，而且必须是交通要津。琅岐岛古有黄崎岛之名，具备“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山号黄崎”、“海上黄崎”，“岛外岩崖”、“怪石惊涛”的所有地形条件。
　　琅岐古名刘崎，因是刘氏较早定居之地；又名“嘉登岛”“黄岐岛”（“崎”“岐”作为地名时往往通用）。过去地图上就有“黄岐岛”之名。民国23年（1934年）内政部小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绘制、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的《中国地图》上，琅岐岛即标“黄岐岛”。笔者在小学念书时曾亲见过。现今2004年4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中“民国福建省（一）、（二）图，同样标着“琅岐岛”“黄岐岛”。琅岐岛地处闽江口要冲，距福州不到40公里，历来是福州的第一门户。宋代即设刘崎巡检司，以“巡捕长乐、连江、闽县私盐盗贼”。
　　福州港古为东冶港，历史悠久，早自战国时期，越国王族无诸即航海入闽；汉初余善出兵揭阳、横海将军攻打余善，也均走水道。东冶港于东汉建初年间，已与东洋、南洋有交通往来。《后汉书》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而闽江流过闽安镇门至亭头，中隔琅岐岛，水分为二，也称为南北港。南港江面较宽，古时舟楫多从此往来，唐代后期，南港渐次积沙，大船无法通行，遂需改道北港。而北港至闽江口，南北岸有琅岐凤峬、琯头长垣两山夹峙，江面“夹立不及三百丈”，实测仅387米，南为金牌、北为长门，俗称长门口、金牌门（明董应举《崇相集》中称“琯头门边”、“急水门”就是指这里，而他所说的“琅岐门”则是指南港）。
　　更有甚者，当时江中怪石嶙峋，惊涛骇浪。不仅阻碍交通，而且“覆舟害物”，于是才有“碎巨石”、“移其艰险”的开港之举。所有这一切，都较能印证“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的典籍记载。这同琅岐岛人古称“唐辟海陬，宋稠芦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也是相符的。
　　实地考察：人们来到闽江口，一眼望去都可以看见“双龟把口，五虎守门”。若干年以来，在长门口江流当中立有两块小礁，形似乌龟，一大一小，俗称“大小龟”，或谓“公母龟”，而且至今退潮时，两岸江畔还可见“岩石嵯峨”；同时，闽江口外又有“五虎岛”、“虎橱”，附近还有壶江岛，当地老百姓且口口相传“沉日庄，浮壶江”或“沉壶江，浮日庄”的民谚（说明这一带小岛不少）。所有这些，又都可视为古代炸石开港留下的遗迹。这些地方，唐、五代、宋以来，均属闽县管辖。
　　日前，一些专家学者实地考证后，指出琅岐岛金牌山一带，江畔确有“岩崖”，岸边尚留一块高约10米、宽厚数米的岩石，呈褐色；经相关部门化验，断定是被高温灼烧的遗迹，与相邻的灰色天然岩石显然不同。如果有条件再作碳14鉴定，确定年代，其实证将更为有力。若再能请水下考古队，在长门口水下进行实际考古勘测，就会探明江底的状况，取得炸石开港的确证。
　　族谱辅证：明徐火勃《榕阴新检》卷十三“胜迹”载：“福州海口黄崎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僚。因令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俱见。山甫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引自《北梦锁言》卷七）
　　《福建刘氏族谱》丛书《唐司马参军刘贻孙世家》载：“刘山甫，彭城人，随王（审知）入闽的部将。谋勇双全，王审知授其中侍郎，负责致祭连江‘甘棠港’。”《长乐王氏族谱》更载：“刘山甫致祭连江琅岐港为甘棠港。”琅岐刘氏与刘山甫族系的渊源，也可进一步探究。
　　考古发现：1990年、1995年、2000年，国家水下考古队联合澳大利亚水下考古队，以及福建省、福州市考古队，三次在连江定海湾进行水下考古，发现千余年来从定海至黄岐湾水下有十余处沉船遗址，其中，长沙沉船遗址和东洛岛沉船遗址在黄岐湾，其余多处都在定海湾。而1990年水下考古，从白礁遗址挖掘出千余件瓷器、陶瓷及碎片，并发现一艘沉船。1995年再次考古，获取白礁沉船的各种数据，并出水文物近两千件。澳大利亚保罗·克拉克教授在《中国福建省定海地区沉船遗址的初步调查》一文中说：“定海附近的一些窑址，像浦口窑等陶瓷制造中心，可能选定海为货物集散地；定海湾可能是古代甘棠港。”
　　释疑辨误：最后还有个较大的难题，就是有人说：“《三山志》曾明确记载，甘棠港在福安缪洋附近，应如何解释？”
　　查宋淳熙《三山志》卷之六“地理类六“海道”中确载：“自迎仙至莆门，平行用退，潮十有五。”其中“十一潮：至水湾”中称：“西：官井洋港。西源出处州龙泉界（首溪）。东流百里至斜滩，过载首，合松潭溪，白沙镇（绍兴初废）。至廉首村。一出政和县界，经麻岭至缪洋，三十里至廉村，会龙泉溪，南流为江，过甘棠港。（旧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琅琊王审知具太宰礼祷于神，将刊之。其夕，雷雨暴作，石皆碎解。迟明，安流如砥。昭宗诏奖之，赐号‘甘棠’，神曰‘显灵侯’。三年，赐德政碑。）”这里大部分都是采用《琅琊郡王德政碑》的说法，只是把甘棠港的地点搞错。何以见得？
　　其一，上述已见《北梦琐言》所载的“甘棠港”，它开宗明义就说“福州海口黄崎岸”，可见甘棠港并不在福安，而在“福州海口”，本足为证。因为《北梦琐言》是生活在五代到宋初的孙光宪所撰。从时间上看，他较接近于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再从其文末所言：“刘山甫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又可见他所记载的甘棠港，源自《金溪闲谈》。刘山甫参加开辟甘棠港，亲自写的书，难道还不比《三山志》可信吗？无独有偶，再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敇改。”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甘棠港在闽县”，并说“旧名黄岐港”。看来同样足以为《三山志》辨误。因为，王象之，南宋金华人，字仪父。宋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知永宁、江宁县。年轻时游宦四方，见闻甚广；在此基础上，广为搜罗全国地理书籍及诸郡图经，撰成《舆地纪胜》200卷。该书是南宋一部地理总志，始作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成书于宝庆三年（1227年）。据有关史籍介绍：它以宝庆以前政区建制为准，记载当时全国一百六十六个府、州、军、监的各方面情况甚详，内容丰富。后人认为是南宋总志中最出色者。清阮元称：“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体例谨严，考证极其核洽。”王象之在《自序》中也说：“余披括天下地理之书，参订会粹。”因而，可以肯定，《舆地纪胜》是一部相当严谨之作。它成书于《三山志》（淳熙九年，即1182年）之后45年，纠正其甘棠港、黄崎港的说法，当有所本。
　　其二，福安的甘棠港，原名黄崎港，在闽东三沙湾内，今名白马港。它位于长溪之岸，在《三山志》所说的官井洋的西北偏，距福州城五六百里。这里的甘棠、黄崎都在内港，既非“海上”“岛外”，也非“江海要津”，且不在闽海的主航道上。从地理位置看，三沙湾是避风港，甘棠港又在其内侧，不知其对福州港的船只交通往来有何影响。福州是闽王之都，唐末时舟船已可直达城下，为何要到数百里外去开港？且不说那里是否“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即使是，王审知需要开辟海外贸易港口，也不致受制于它吧？
　　其三，淳熙《三山志》确是一部名志，常为志学界所称；但瑕不掩瑜，难免也有失误。该书卷之二十六“人物类一”“科名”中有“乾宁三年丙辰沈崧榜，状元沈崧”就是一例。笔者查阅诸多《中国历代状元谱》都明确记载：“唐乾宁三年（896年）丙辰崔谔榜，状元崔谔。”而沈崧的状元显然是误录。再看，卷之一“地理类一”“叙州”与“地理类二”“叙县”，一处是福州“置典船都尉”，一处是“省典船校尉”，也出现了矛盾。所以，《三山志》对甘棠港记载的失误并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