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溪 文/图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字公洽）之邀，从杭州到福州游览，被陈仪委任为省政府参议，开始了在福建两年多的“做官”生活。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一位著名文学家的名字与一位国民党军政界重要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感到惊奇，值得我们探索。
　　陈仪邀请郁达夫游闽
　　关于郁达夫（1896—1945）来福建供职的经过，最好先看看郁达夫本人是怎么说的。
　　郁达夫在1936年2月2日日记中写道：“前月十五日——已逼近农历年底了——福州陈主席公洽来函相招，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但当时因罗秘书贡华，戴先生及钱主任大钧（慕尹）等随委员长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所以暂时把此事搁起。至年底，委员长返京，始匆匆作一陈公复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闽游日记》）。《福建民报》记者在1936年2月5日访问郁达夫后的报道：“据郁氏语记者云，彼于民国十六年，曾来闽一次，是时适东路总指挥何应钦氏，克复福州，地方秩序尚未平定，不能舒意浏览，……惟闽省印象犹时留脑中。数月前本省陈主席赴北平后，曾往杭州，遇见郁氏，约其来闽一游。故此次来闽纯系游览性质，并无其他目的云云。”
　　上述日记与谈话表明，郁达夫在1927年曾来过福建，印象很深，有意再来闽游览。近期，陈仪路过杭州时曾约郁达夫来闽一游，快到旧历年底，又写信欢迎他闽游。但他因忙于应酬，旧历年底才匆匆复信说，大约过了农历新年后才动身南行。郁达夫在日记上所记，与对记者所谈的，在时间上是相衔接的，而且是陈仪约郁达夫闽游的。
　　郁达夫早就了解陈仪
　　郁达夫了解陈仪，是在他留学日本时代。郁达夫在《海上——自传之八》曾写道：“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风雪。……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里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位送陆军制服的同乡是谁？郁达夫长子郁天民在《说郁达夫的〈自传〉》一文中针对此事写道：“据说，那件士官学校陆军制服还是陈仪留下的。陈仪与曼陀（郁华）曾有过一面之交，因而辗转送给了作者。”陈仪（1883-1950）是1903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17年再赴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的；郁达夫赴日本留学是1913年秋，因长兄郁曼陀（1884—1939）奉北京大理院派遣赴日本考察之便，携其东渡，开始了留学日本将近十年的生活，曾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陈仪知道郁曼陀有个弟弟也在日本留学，才送这件制服给他御寒的。郁达夫对此印象深刻，在1935年写自传时还提到这件事。
　　陈仪支持郁达夫改革公报室
　　陈仪主持闽政后，就多方延揽人才，他十分赏识郁达夫的才能，知道他不仅文才好，也学过经济，曾在高校任教。2月6日，郁达夫在福州和陈仪见面时，陈仪当即表明“欲以经济设计事务相托”，“将委为省府参议，月薪三百元”。翌日，他收到陈仪的委任状。半个月后，陈仪召见郁达夫：“询以编纂出版等事务”，要他做必要的准备。以郁达夫的文才，编纂书刊对他来说不是难事，省府参议又非实职，所以住在福州青年会的两三个月里，他接待来访者，上图书馆看书，逛南后街买古旧书，参加各种讲演、宴游、抽空做文章、写日记。
　　6月12日，陈仪又委任郁达夫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公报室主要负责编辑省政府公报，有时也搞些翻译，曾被称为编译室，在省政府内部则视其为“编辑室”，一般勤务人员亦看不起这无足轻重的单位。郁达夫上任后，按照陈仪的意图，开始改革，请求再加派参议或咨议两人分任编辑，并介绍一位女同乡专司抄写，于是该室顿改旧观。
　　郁达夫还接办了原有的《闽政月刊》与《公余》，前者是阐述省政实施情况，着重宣传陈仪的政绩，并有专栏介绍福建风光，曾刊载郁达夫写的《福州的西湖》；后者是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选载国内外报刊上重要言论，并刊登一些文艺作品。7月中，他还创办了《建民周刊》，出版周期较短。9月25日，他在福州格致中学的演讲《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10月3日就发表在《建民周刊》。
　　为了加强编辑力量，1937年春夏，郁达夫经陈仪同意，又邀请进步作家董秋芳、杨骚先后来公报室工作。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把《闽政月刊》与《公余》合并，改名为《闽政与公余》（旬刊），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他以记者身份写的散文《全民抗战的线后》，记述抗战爆发之初，从沪返闽目击之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并例举我国的战绩，在该刊分三期连载，反映了抗战初的现实，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他写的《战时教育》也是在该刊分两期连载。在这篇论文中，谈了战时教育的意义，提出一整套战时教育的方案和实施措施之后，强调“国民道德的培养”是国民教育的核心之一，认为陈仪屡次训诫僚属及青年的立身处世三大警句：“公正、认真、有能力”，“就是国民道德的实际条项”，并且逐句加以阐释。由此可见郁达夫是很重视宣传陈仪主张的，公报室的改革，充实编辑力量等等，如果没有陈仪的支持，是很难顺利进行的。
　　为敦请郭沫若回国出力
　　郁达夫在敦请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一事，也得到陈仪真诚的支持。
　　郭沫若于1927年3月末，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蒋，产生很大的影响。蒋介石怀恨在心，南京政权一建立，即下令通缉郭沫若。1928年，郭沫若东渡日本，开始了流亡生活。郁达夫与郭沫若是老朋友，时值抗战前夜，郁达夫有意劝促郭沫若伺机回国抗日。陈仪对郭沫若也是了解的。早在1935年他奉调去北平参加“何梅协定”谈判后，就向蒋介石建议，战争一旦爆发，要设法掩护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郁达夫的意向，得到陈仪的支持，郁、陈二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1936年11月11日，郁达夫以为福建省政府公报室购买印刷机，并讲学为名，由上海出发赴日本东京，其实是负有秘密使命。他曾三次出现在郭沫若家中，两位“创造社”老友在日本重逢，欣喜异常。他写了一首诗送给郭沫若：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郭沫若也有诗相赠：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从两诗的弦外之音，隐约可以听到郁达夫此次的使命是完成了。
　　长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心向祖国。郁达夫从日本回福建后，积极在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中活动，要求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以便让他回国参与政治事务。为此，他在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曾专程从福州回杭州。当他在福州得悉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已同意召郭沫若回国，5月18日，一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快信，其中有一封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至嫌我之多事也。……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信中还提及“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
　　郭沫若终于在7月27日顺利回到上海。如上所述：在劝促郭沫若回国的整个过程中，郁达夫和陈仪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郁达夫十分信任陈仪
　　由于郁达夫知道鲁迅与陈仪也是留学日本时相识，友谊很深，所以他对陈仪十分信任、尊重。1936年岁末，郁达夫访日经台湾回闽，路过厦门。当时鲁迅刚逝世不久，厦门大学有些学生曾去拜访郁达夫，谈到他们想恳请政府把厦门大学大门前那条大道改名为“鲁迅路”，以资纪念。郁达夫以为可以办到，但到厦门市长那里一说，才知道是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在那里反对。这事情，他回到福州去找陈仪，陈仪欣然表示赞同，可是由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从中阻挠，这事还是没有办成。不久，郁达夫又获悉，厦门市警察局密报省政府，要逮捕“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的发起人，其中主要是文学青年。郁达夫又去找陈仪，说青年发起纪念鲁迅无罪，不能逮捕。由于陈仪及时制止，使这些发起人免于牢狱之灾。
　　郁达夫对陈仪的信任，还表现在下列一事：当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受到破坏，省保安处派特务持枪到该会会刊《救亡文艺》编辑部去，声言要抓共产党员楼适夷（责任编辑），刚好楼适夷不在。事后，郁达夫对楼适夷说：“今天保安处有四个人找到报馆，向主编要你这个人。你不能再去了，你住在我这儿没有关系。我带你去见省主席，还是在省府挂个名，有陈仪在，他们不会动你的。”显然，郁达夫信任陈仪，认为陈仪是可以保护他们的。
　　陈仪对郁达夫一往情深
　　郁达夫在福建供职，陈仪虽说是他的上司，但相处两年多，彼此有更多的了解。郁达夫确信陈仪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友谊日增，无异于知交。
　　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电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7月中，因武汉战局紧张，军委政治部人员疏散，郁达夫辗转到了湖南汉寿。接到陈仪的电报，邀请他重返福州共商抗日事宜。郁达夫应召，于9月底回到福州，陈仪仍委任他为省政府参议，在“主席文书室”服务。那时，沿海岛屿相继沦陷，抗战形势日益恶化，省政府已迁到永安。郁达夫在回福建的两个多月里，曾到闽东、闽南一带视察，并向陈仪报告有关情况。
　　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之邀任该报编辑。临行之日，陈仪设宴饯行，但是，仍保留其省政府参议之职（至1939年2月留职停薪，1940年3月才不再任此职）。省“主席文书室”则一直保留他的职位。可见陈仪对郁达夫是何等的信任，还希望他能再回福建来供职。
　　郁达夫到《星洲日报》任职后，积极宣传抗日。1942年1月，新加坡战事吃紧，妇孺先行撤离。郁达夫决定送其子郁飞回祖国。但托付给谁呢？他经慎重考虑，选定故友、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
　　4月间，郁飞历尽艰辛抵达重庆，郁达夫给他的600元叻币，很快就用完了。陈仪不负故友托孤，特别嘱咐女儿陈文瑛照料好郁飞的生活，并且十分关心郁飞的成长。郁飞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后，陈仪亲自到学校了解他的考试成绩，承担一切费用。
　　用鲜血为自己一生写下句号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杨骚等流亡到苏门答腊。在日军占领下，郁达夫化名“赵廉”，自称“原籍福建”，与敌人周旋。1945年8月29日夜，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骗至郊外，从此失踪。后来证实被杀害。陈仪闻讯，悲痛之余，更加关心郁飞，希望把他培养成造福国家、社会的优秀人才。1946年5月5日，他在台湾给陈文瑛的信中说：“……我觉得郁飞是可以培植的，可以使他发展成一个优秀人才，为国家，为社会造福。这是我的同情心，我既有培植他的诺言在前，我必履行到底。”在信里，并嘱她从汇上的家费中，拿20万元给已转到上海中学读书的郁飞用。后来，郁飞考入浙江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郁飞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此事写道：“他老人家不负故友托孤，在音讯始终未通的情况下将我抚育成人。”了解此事的人都称赞陈仪有侠义心肠。这件事可以说明郁达夫对陈仪爱国、廉正、认真负责的为人是相当了解的。
　　郁达夫的一生，爱国思想贯串始终，不幸被日本宪兵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陈仪早年就具有爱国思想，进入国民党军政界后也有过曲折，但最后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毅然写信策动汤恩伯部队起义，不幸被汤恩伯出卖，陈仪因此被捕。1950年6月，陈仪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杀害于台湾。郁达夫与陈仪都以鲜血为自己的一生写下句号。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