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唯一以“福”字命名的省会城市，福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福”文化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成为福州最显著的文化标识之一。晋安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深厚的“福”文化底蕴。

　　天下福汤

　　“人间何福能堪此，好与天家浴仙子。”这是《全宋诗》收录的福建南宋诗人胡仲弓诗作《晋安城东温泉》中的名句，是赞叹闽都“福地金汤”最美的诗句。福州是国内最负盛名的温泉古都之一，自古便有“闽都温泉甲天下”的美誉。作为福州1700多年温泉史的起源，晋安温泉亦是誉满天下。

　　晋太康年间，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筑子城时，人们就在晋安河东岸发现了自涌泉“青?池”，此为福州最早开发利用的温泉。宋时，岳峰白马山、宦溪桂湖等地也相继发现天然温泉。梁克家《三山志》载，新店龙窟山一带汤泉沸涌，盖以其名冠之，成为福州古代乡里制度中唯一名叫“温泉里”的行政单位。清光绪间，福州天然温泉数量达到巅峰，博物学家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称：“井汤两城内外为最，东门之后屿等乡次之。”至20世纪30年代初，东门外和王庄开设的温泉澡堂多达12家。

　　“山半炎泉涌不停，阴阳为炭自燻蒸。天公不许杨妃见，留待年年浴众僧。”千百年来，晋安温泉来访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有北宋名臣王逵、程师孟上巳东禅游泉，南宋闽学集大成者朱熹勒石桂湖汤泉，明初布衣诗人邓定鼓山犯汤瘾，现代作家郁达夫王庄汤泉上挥毫抗日爱国诗等。他们形之于笔墨，见之于行动，使得晋安温泉名传后世。

　　古语有云：“汤涌三山，福泽榕乡。”祛疾康养，滋润生活，温暖相伴，福也。今从北峰的桂湖温泉度假区到平原的“晋安河——光明港”十里温泉带，各式汤池星罗棋布。热腾腾的“福汤”，藏于绿水青山中，享于氤氲水气间。

　　中华福石

　　福，祐也。福的最初含义即祈福。有福之州，地灵聚宝。除温泉外，大自然还馈赠了另一份最独特的福利——寿山石。它以其产地寿山而得名，山生水藏，柔而易攻，比德于玉，被誉为“国石”之首，自古就有深厚的福缘。

　　南朝时，闽人便将寿山石雕琢为明器，寄托祈福累德之愿。唐光启三年（887年），妙觉创建寿山广应寺。寺僧采集寿山石雕制念珠，赠予信士，以示赐福。至宋代，寿山石已被大量开采用于雕刻，精美者作为贡品发运汴京，供皇宫求福之用。《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七年六月十九日，明堂大礼，合用玉爵，系是宗庙行礼使用。今来阙玉，权以石代之，可令福州张致远收买寿山白石，依降样制造，务在朴素。”因其产自福州，故也称“福石”。

　　之后，寿山石多以“载福”见爱于历代文人雅士和帝王，明太祖朱元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民间传说，朱元璋曾到过寿山，睡于古洞，以寿山石为枕，意外治好了癞头病，以为大福之石。故开国之后，他选用寿山石刻制印玺，文曰：“大明皇帝之宝”。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皇帝之宝”“成化皇帝之宝”“玄谷帝君金丹之玺”等，皆以寿山石刻玺。清代，寿山石迎来了高光时刻，深受历任皇帝的垂青，尤其是有“石帝”之称的田黄。书有“天下第一福”的康熙，一生有130多方印章，多为寿山石刻制。雍正亦有“亲贤爱民”“兢兢业业”等百余方。而乾隆所拥寿山石印玺最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田黄三链章》和《鸳锦云章》九读套章，均为稀世珍宝。乾隆对寿山石的钟爱亦为最甚，据传尤喜“福（州）”“寿（山）”“田（黄）”之名，每年新春都以田黄祭天，祈求福寿田丰、国泰民安。

　　福兮福兮，福州寿山石！2006年，寿山石雕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它从书房案几，走出华夏，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福”文化，传递“福寿康宁”“五谷丰登”的吉祥寓意，承载“福泽乾坤，耀我中华”的美好宏愿。

　　八闽福山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从福州、建州（今建瓯市）各取一字，设立福建经略军使，此为福建名称出现之始。而福州之名则由唐开元十三年始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因州西北福山为名。”故今日所言福建之“福”，源自福州西北之福山，至今已近1300年。而福山具体是哪座山，众说纷纭，其中晋安境内的莲花山与湖顶山在学界研究中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莲花山，位于晋安区新店镇，主峰海拔约605米。北宋刘恕《十国纪年》载，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年），闽王王审知“改葬永福山，则遵化里莲花山也”。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亦载，莲花山“在桃枝岭上，一名永福山。形圆而尖，若菡萏然，实郡之主山也”。莲花山既为州郡主山，又居城北，且有“永福”之名，被视为闽都藏风聚气之基，众多名仕慕名而来。宋朱熹《题莲花峰》诗：“群峰相接连，断处秋云起。云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流云绕空山，绝壁上苍翠。应有采芝人，相期烟雨外。”

　　湖顶山，位于晋安区寿山乡，主峰海拔约602米，是福州城西北方向可见的最高山峰。《辞源》对“福山”的解释有：“在江苏常熟县北。山形似覆釜，亦名覆釜山。”省内福鼎之名，是取其境内山太姥山之覆鼎峰。釜与鼎，皆指炊器“锅”。湖顶山形亦若此，至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居山之叶洋村民世称之“覆鼎山”。盖如福鼎故事，郡人避“覆”纳吉，雅化得“福”。后测绘时或因口音，被误载为“湖顶山”。

　　纳百祥、聚万福，两山拱卫，共建福地。“福”文化作为八闽大地的精神内核由此洋溢。今站湖顶山巅观景台俯览全城，满目绿水青山，处处鸟语花香，“居有福之州，做有福之人”的幸福，油然而生。

　　千秋福荫

　　榕城，是福州的别称。榕树，是绵长的福泽。

　　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张伯玉出任福州知州。时福州盛夏酷热难耐，暑热病患者甚多，于是他提出“编户植榕”的办法，发动全城百姓广植榕树。其继任者程师孟、黄裳、梁克家等福州知州亦对榕树情有独钟。植榕成为传统，千载春秋，生生不息，榕树终于蔚成福州之大观，成为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福州最具代表性的榕树，莫过于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榕树王”。这棵古榕树坐落于晋安区八一水库北岸，围径约10米，须有6人合抱，树高20多米，冠幅1330平方米，树下可容纳千人乘凉，可谓独木成林，榕荫遮半天。其树龄已近千岁，相传为当年张伯玉倡导植榕时所栽。它与鼓岭的柳杉王、五一路的樟树王、仓山的贝壳杉王并列为福州“四大树王”。

　　这些挺立于福州天地间的榕树，以四季常青的身姿，为人们带来美景，以身荫泽后人，用心福祐百姓。它造福了代代福州人的生活，更造就了代代福州人的精神。翁承瓒、蔡襄、李纲、陆游、林则徐等名贤，无不把榕树作为美德的载体。今漫步晋安，随处可见古榕葱茏，这是一片片“福荫”，也是一座座“丰碑”。

　　五福联刻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入暖送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楹联最早的雏形是桃符。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新春，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木板，上面分别刻画“神荼”“郁垒”二神的形象。至宋初，人们开始把祈福纳祥的对偶句写在桃符上。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后蜀末代国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便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楹联由此正式诞生。

　　此后，国人对楹联之爱，使用频率之高，普及程度之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体裁，几乎所有场合都有楹联的身影。毫无疑问，楹联是我们根基深厚的千年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也是中国“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在鼓山灵源洞蹴鳌桥西北侧有一副摩崖巨联，为宋代金石大家、宰相洪适之孙洪革所作的贺寿联，高460厘米，宽90厘米，是当今联坛现存最早、最大的摩崖联刻。全联24字，文曰：“爵比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考；寿如广成子，住崆峒千二百年。”

　　郭令公，即立下“再造唐室”殊勋的郭子仪。周代《尚书·洪范》有关“五福”的解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纵观华夏，五福俱享者少有其人。郭令公文武兼资、出将入相，集功名富贵、安宁寿考于一身，且子孙众多，德称于位，名标青史，遂成为世人艳羡的“全福”代表。宋人徐钧颂之曰：“古今多少功名在，谁得如公五福全”。

　　由此可见，此联表达了作者对受赠者的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上联祝愿其仕途得意，步步高升，久居高位；下联祝福其无忧无虑，益寿延年，长生不老。联句气势磅礴，五福齐聚，是“福”文化艺术珍品。

　　福聚晋安

　　晋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析建安郡置晋安郡，郡治设今福州市，严高为首任太守。此为福州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王朝管辖设立的州郡，时福州称为晋安。作为一个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地名，晋安二字本身就含有深刻的“福”文化内涵。

　　东汉《说文》有云：“晋，进也。日出万物进。”基本义是前进、向上，故有“晋级”“晋升”之说。越来越好，此为福也。《说文》又云：“安，静也。”由此引申出静好、稳定、乐意等含义。越来越稳，此亦为福也。故此，晋是福，安是福，晋安是福，福聚晋安。

　　时至今日，80万人在这块福地上筑梦奋进，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福”文化的魅力在“晋安”这个名字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天下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