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在史上历称丰州、闽州、建州，从大唐开元十三年（725年）起定名福州，并设福州都督府，此后“福”名沿用至今，迄无更改。至于因何而名，唐代《元和郡县志》语焉不详：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这本是中国各地府、州、县命名的惯常之例，不独福州然。因福州城唯有正北面莲花峰原名永福山，此外之“西北”向并无福山之称，故而有异词聚讼。笔者以为，历代方志皆指城北莲花峰为永福山，而且确认其为“郡之主山”，所以因永福山而起名福州，当属可信。

　　即以山川形胜而论，福州也足以当福地洞天之名。还是这位状元学者、笃信道教的知州黄裳描绘得最为贴切。他在《长乐诗集序》中称：“予尝公外登览山川气象，风物意态与吾才思邂逅相得，发于歌诗，日且盈轴。”可见他喜爱福州山川风物，公余常去登览，触目畅怀，触景生情，因而日日有歌诗之作。如其所作《长乐闲赋》十首之第一首为：“行尽溪山到海边，合沙门外见平田。潭潭清世元侯宅，杳杳真人小洞天。”他以道家的眼光看待福州城外风光，认为这就是自己要寻觅的福地洞天。他写城内市井景象则是“万户管弦春买酒，三山钟鼓晓参禅”。他在诗中还引述前任知州元绛的诗意称：“风雅可怜元太守，一生魂梦已茫然。”之所以如此说，因为元绛离闽之后，曾作诗“可惜闽州风物好，一生魂梦到三山”，认为自己人虽离开，而对福州的思念常存。当时人认为，福州的“郡人、风物熙和冲融，故名长乐”，黄裳也独赏五代时短暂命名的福州长乐郡名。可见他作为两任六年的福州知州，对此地山川风物是如何留恋与钟爱。由此足证福州城、长乐郡在他心目中留下何等快慰惬意的印象，这就是他心心念念视之为福地、乐土的原因。

　　当然，福州作为福祉之地并非浪得虚名。黄裳以道家眼光视之为洞天福地，堪舆家更以其形胜指出建城理由。如《三山志》载，晋安郡（福州前身）首任郡守严高，规划建城时曾郑重请求堪舆家相地定位。传说郭璞曾指越王山南麓曰“是宜城”，又作迁城铭称此城“千载不杂，世代兴隆。诸邦万古，繁盛仁风”，而且预言五百年后“必将大兴”。因此，梁克家在《三山志》中强调：“州自严高大相兹土，告卜于晋，乃定宅方位，迄今不移矣。”即使到了历经17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踵武前修。因为福州历代“皆号会府”，而且“名公巨人（卿），剖符开藩，官崇地重，佥曰惟称”。前面称“宜”，此处说“称”，可见历代主政者皆看好此地，建衙设署无一例外，均认为适合作为行政中枢驻节地。史载历代那些仕宦四方、阅历丰富的官员，也把福州看作“善部”，即上佳的建衙吉地。《三山志》一再强调福州冶山为重地、会府、善部，可见福州作为闽中福地真是实至名归，自有其历史、地理依据。

　　福州鼓山东麓有“福城东际”的摩崖，台江尚书庙内有“江城福地”的联语，表明福州人对身处之地称福是颇为向往和自信的。其山林风光之胜已如前述，水文地脉之胜更有出奇之处。闽江下行近城，分而为白龙、乌龙二水穿城而过，上流从西河口绕三十六弯由西水关闸入城，注于三坊七巷等城中各地；下游之水受涨潮顶托，亦从台江河口顺琼水河入城；东西江水城内会于“会潮铺”（双抛桥下），古人称“二龙送水”；城外则会于真君殿前之三捷河，形成“两头涨”的奇观，商家以为吉祥。城内除晋安、白马、琼水三河南北贯流之外，还有宁越、安泰（利涉）、大航、虎节、冶山诸水横流，形成纵横交错之势，其他小水流合计有数十支，与湖、池点缀，形成“星罗棋布”的水文格局，是为绝佳的生态环境。古人称州城内水“进以钟其美，退而流其恶”，形成良性循环，与周边山水构成“水墨图”画面，堪称居民福气所钟，瑞氛所依。

　　人生徼福举不胜举，个人诉求也各有异同，其实效唯有从长远历史和大众角度考核才可信实。所谓“瑞龙地应”“莲花献瑞”，本指古人选胜冶山建衙治民，会有福报瑞应。往事越千年，地理之祥瑞、民众之福祉已在福州人文的延续发展中得到印证。福州人文之福上承中原政教与儒教，史载南朝刘宋时，昌国（晋安）郡守阮弥之首开闽中文教，引进中原世家人才，教化闽中人士，使“家有诗书，市无斗嚣”，风俗为之一变。中唐管元惠、李椅、常衮，接踵主政，兴学校，重教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进而使“比屋为儒，俊选如林。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常衮继任观察使，更“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闽俗一变，“于时海滨几及洙泗”。至晚唐闽中号“文儒之乡”。五代时，王审知“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又拓四门学，开办乡学、义学，推动福建教育全面发展，为入宋以后福州科举发达、人才勃兴奠定基础。

　　福建人在相对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享受朝廷教化和儒学教育之福，因此到明清时期，福州读书之风极盛，“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仍有众多学者从事闽学的研习和传播，创作大量文著与诗歌，明代“闽中十子”、“兴公诗派”、徐氏五座藏书楼的出现，反映文艺学术的兴盛。清代以后，康熙皇帝倡导“以文治闽”，陆续创办闽省四大书院，造就大量学术与科举人才。福建朴学盛行，书院兴盛，诗社林立，文事活跃，不仅书院山长如陈寿祺、谢章铤等教学有方，著述不辍，就是达官显宦如林则徐、梁章钜等也于政事之暇著书立说，兴文倡教。福建学者名宦多以能文善述著称，此皆得益于闽中强盛的藏书、读书、著书之风。福州人畅享读书之福，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也为后人树立榜样。

　　读书求福也以读书享福。抗日名将陈季良于戎马倥偬之际，得以偷闲读书，十分庆幸，曾题亭联曰：“竹里静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表达他以读书消闲享福的愉悦心情。学者何履亨更是自豪地申言：“但得读书原是福，可知名士不忧贫。”表达的是文人对读书的喜好，乐此不疲，无视贫困。名诗人黄任的女儿黄淑畹也在勉励幼儿：“长物由来薄，遗经附汝身”“力学年方富，多文家未贫”。贫寒之家也以课读为要务，读书为求仕进，光耀门庭，从教育中寻找致福之路，其情可感，其志可钦。相信福州许多仕进显身之家，都是从勤学苦读而来。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家，要想改换门楣，脱颖而出，唯有从读书谋出路。可贵者在于，许多人功成名就之后，还能坚持力学继述，不忘初衷，继续享受读书之福。

　　当然，福州历史以来文教兴盛、科举成功，除了学子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还与福州固有的优良教育传统以及教育资源的富集有相当大的关系，离不开师者的悉心教诲与勤力劝导，诲者谆谆而学者恂恂，教学相长，师生同进。因此，福州读书之福、仕宦之福、人才繁兴之福，是离不开教、学双方的共同努力的。

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