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年（1849-1916）,闽县（今福州市区）人，原名资举，字赞虞，号健斋，晚号榆园。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绍年生于酒库衕林宅（今寿山石文化城西门停车场位置）。

　　酒库衕，一处东西走向的秃头弄。东为衕口接雅道巷，往北通双抛桥，往南接衣锦坊、闽山巷。衕口歪对面对小水流湾巷尾。林氏曾居此处，最为煊赫之时，在此共有五进大宅院。

　　林绍年出身的凤池林氏，是福建大姓林氏的其中一支。

　　据林绍年之子林葆恒纂修的《凤池林氏族谱》，这一支林氏自明代迁居闽县，繁衍至林绍年为第十二世。

　　林绍年生父为林星海（1814-1874），字景畴、锡九，号寿田。国学生，候选布政司。经历敕授宣德郎，诰赠光禄大夫。林绍年行二，后来出嗣给他的伯父林景桐。林景桐（1808-1826），字梧樵，国学生，诰赠光禄大夫。

　　凤池林氏是世守耕读的人家，林绍年的伯叔祖辈以能诗文、善书画称于乡里的，不在少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伯父林星章。

　　林星章（1797-1841），字景芸，又字锦云，号古畬、坦甫。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官化州知州、广东乡试同考官、新会县知县等，诰授奉政大夫。他还曾任福州凤池书院山长。其为人“寓聪明于浑厚，慈祥恺悌之意，见于眉宇，驭众以简，律身以俭，治家和而严，内行克敦”。

　　林星章旧居位于福州塔巷26号的二梅书屋（因其书斋名为“二梅书屋”，故而以此代称其旧居名）。二梅书屋始建于明末，占地面积2434平方米，迄今已有数百年历史，清代道光、同治年间曾大修过。2006年，二梅书屋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辟为福建民俗博物馆。

　　林绍年的子侄们也很争气，能文能武，始终延续着林氏一族的忠义风骨。

　　林绍年与原配妻子饶曲瑛之子林葆恒（1872-1950）有“八闽词坛后劲”之誉；与继配傅婉循所生第四子林宝锋（1909年生）为燕京大学化学科学士。林宝锋的妻子陈容贞为陈宝琛第八女，林陈两家也因此结有姻亲。

　　当然，要说这一支林氏中官运最为亨通之人，还是要数林绍年，尽管其为官之路多少还是有些波折。

　　直言敢谏 改革教育

　　林绍年自幼苦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光绪六年（1880年）会试与光绪八年（1882年）顺天乡试同考官。

　　光绪十四年（1888年），林绍年改任御史。也正是这一任职，对其后来的为官之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林绍年为人耿直正派，刚上任御史之时，便公开上疏劝谏，力阻慈禧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直言道：“生人罢弊，当以俭化天下，使疆臣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虚帑贾怨，未足以言智。请下诏停输，还所进奉。”他明确指出，花了钱，买了民怨，是不智的。

　　但一意孤行的慈禧太后可不听，还为此严饬林绍年。孰料遭到当时最高掌权者申斥的林绍年，仍然多次进谏提及此事，并“屡指斥阉宦及权贵”，终于被贬外调。

　　这样的耿介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有一大家人得养，还有各种利益交错，没有铮铮铁骨是不敢这么做的。林绍年此举可谓颇有古诤臣之风，升沉不问、利害不顾，也因之名噪一时。

　　光绪十六年（1890年），多少有些失意的林绍年应两广总督之邀，出任端溪书院（位于肇庆，为“广东四大书院”之一）山长。到任后，他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在其主政端溪书院的三年时间里，书院学风、文风为之大变，呈现气象万千、欣欣向荣之势。

　　离任端溪书院山长后，林绍年历任云南昭通知府、云南府知府、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至云南、贵州、广西巡抚署理云贵总督。在这些任期间，他皆十分注重改革吏治，实为一股清流。

　　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特别是在云贵两省创设了昭通育英书院、云南东文学堂、云南蚕桑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还力推留学教育。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就先后派出151人留学日本，此外还有部分人员留学当时的法属越南等地——此举创造了作为边远穷省的贵州旷古未有之盛事。

　　他也支持立宪改革。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林绍年就已受“维新运动”启发，认为“非立宪不足以救亡，需预定政体以系人心”。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再次上奏朝廷，呼吁实行立宪改革，却没有得到回应。

　　他为政有方，整顿吏治。在昭通一年，劾文武官员不称职者5人，惩革吏役过半；在河南时，劾道、府以下不称职的近百人；巡抚广西时，慎选良吏，招集流亡，宽文法，严考成，优予津贴，酌予经费，做到僚佐勤廉，吏治清明，大得人心。

　　位极人臣 宦海高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绍年奉召入京任侍郎，充军机大臣（军机处，于1729年设立，1911年裁撤，历时180余年，是清朝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决策中心。军机大臣均为兼职，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选用，或由军机章京升任。实际上，担任军机大臣就等于进入了清朝最高决策层），兼署邮传部尚书，旋授度支部右侍郎。

　　清朝福州京官中做到军机大臣的，只有林绍年一个。此时的他位列正一品中央大员，可谓位极人臣，达到了宦海生涯的最高峰。

　　可惜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林绍年因御史赵启霖劾段芝贵案为言官说话而开罪庆亲王奕劻，再一次被调任为河南巡抚。此后又历任民政部右侍郎、署学部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

　　尽管最开始因直言极谏触怒了慈禧，但后来林绍年的仕途却并未就此断送，笔者猜想，这或许是与晚清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武卫武军总统的重臣荣禄有关。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因祖荫进入官场，久直内廷，掌握军权，深得慈禧与皇帝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有“前有和珅，后有荣禄”一说。

　　荣禄的少年时代是在福州度过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也就是荣禄5-16岁时，是随其继祖母颜扎氏居于福州的，直到咸丰二年四月才奉召回京。他在福州期间，寄读于忠义之将饶廷选家。对此，福州人何刚德有记载称：“时文忠（文忠为荣禄谥号）尚幼，寄读于饶提督廷选家，即林赞老之岳也，故于闽人感情加厚。”

　　上述记载中的“林赞老”即指林绍年。但何刚德的记述或许有误，饶廷选并非林绍年的岳父，而应是林绍年妻子饶曲瑛（1847-1881，二十岁时嫁给林绍年，后诰赠一品夫人）的祖父。林绍年的岳父是饶堃，林绍年应是饶廷选的孙女婿——这一点也得到了饶廷选将军后人饶世忠的确认。

　　饶廷选（1803-1861），字枚臣，又字梅臣。其未冠入伍，一路积功升迁，曾任漳州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玉山总兵、衢严镇总兵、赣南镇总兵、浙江提督，两次参加台湾平乱，并在与英国侵略军和太平军作战中屡立战功。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围攻广信城（今上饶市区），时值任广信知府的沈葆桢外出征粮、办饷，沈葆桢夫人、林则徐次女林普晴（1821-1873，字敬纫、俊兰）只得血书一封向驻扎在玉山的饶廷选求援。饶廷选以广信失守，玉山难保，也出于对林则徐的敬仰，于是背城出击，发兵救援，解了广信之围。但因未有军令赴援，他被撤职留用。

　　饶廷选一生征战，最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革职留用提督的身份战死沙场，卒赠太子太保，谥“壮勇”，入祀昭忠祠。

　　会说福州话的荣禄，因在福州生活过，故而对福建籍士子青眼有加；而其本人又曾寄读于饶廷选家，对饶的孙女婿林绍年多加照拂，想来也是极有可能的。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林绍年在弼德院顾问大臣任上以病乞休，避居天津。其辞官后不久，便传来了清亡的消息。林绍年本愿以死尽忠，但求死不得，所以离开京城，去了杭州、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游山览胜，稍微释解心中的忧郁。

　　1916年10月初，林绍年病逝于天津侨馆，后归葬故里，逊帝溥仪谥以文直。

　　林绍年逝世时，林纾曾侍于其侧。后林纾为其作墓志铭，陈三立（1853-1937，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为其作神道碑。此外，还有一众的祭文、诔词、敬挽诗词、回忆文字的题咏，这些材料由林绍年之子林葆恒辑录，题为《林文直公荣哀录》，1920年刻行于世。

　　林纾为其写的墓志铭，内容情深意切，叙述了林绍年一生的功绩，也道出了他与亡者的友谊。林纾尤其指出清亡后，“公（指林绍年）至病在心，久不以生为荣”。陈三立也在神道碑铭文中言其“国变后痛愤自挝，形神囚瘁。崇陵泰安，哭临还，益坚祈死之志”。林绍年对于清朝廷的忠心，可见一斑。而这位敢于谏言、一生刚正不阿，又始终忧心国事、洞悉天下的名士，不论是为学还是出仕，都是那个时代敏锐的开拓者，值得我们铭记。

方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