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大量清代司法档案，其中记录了行色各样的伪诈案件，如伪造凭证诈骗、设局撞骗、丢包诓骗等。尤其丢包诓骗，是骗子惯用伎俩，在现今社会也时有发生。行诈之人多利用受害人或疏于防范或贪便宜的心理，处心积虑对受害人布局，使其深陷其中而不识，但行诈之人却能屡屡得手。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时刻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清会典事例》关于丢包诓骗案件的定罪量刑记载（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清会典事例》记载：“贼匪中有丢包一项，纠约伙伴，瞰知孤单行客带有资财，先令甲贼与客结伴偕行，乙贼豫取碎石土块等项假作银包，弃置路旁，迨甲贼与客同至瞥见，以路遗银两诱同行客拾取，乙贼旋向寻问，甲贼谬称未拾，乙贼声言搜查，甲贼遂取自己与行客衣囊给付查看，暗将假包掉换真银，付还行客先行，及至查出假包，而各贼已先后遁逸。”丢包行骗之人多是累犯，三五成伙，流动作案，针对行旅之人下手，谋骗不遂，即加以抢夺。因此类骗子情状险狡，通常被百姓喊作“老瓜贼”。

         乾隆三十五年（1770）六月，山东日照人王俊无处做工，起意纠同曹继业、李长久、李克方出门行骗。4人走到崮山（今淄博市崮山镇）时，遇见骑驴的潘宗赤，见行李沉重，料想必带有银两，便将他选作行骗对象。王俊先上去搭讪攀谈，获取受害人信任，以结伴同行。在其后来的供词中写道：“小的就想骗他，跟着他一路同走，问他说是登州人，往济宁去做买卖，小的也假说是昌邑县人，姓陈，往泰安贩茧紬〔绸〕的。”傍晚时分，二人一起投宿。另外3名同伙随即赶到店中，王俊乘机与他们商量，定于次日清晨下手。

         五更时分，曹继业拾了些石块沙土，用旧布包成2个假银包放在包袱内，并将受害人拴在院中的驴缰绳解开，使驴在院中跑叫。之后，拿了包袱走出约1公里，将其丢在路边。王俊听见驴叫，随即喊醒受害人，建议趁清早天气凉快赶路。途中，王俊看到曹继业故意丢在路边的包袱，捡起来解开，并拿出里边的2个小包给受害人看，告诉他捡了银两。之后，二人继续前行。不多时，曹继业从南边跑来拦住受害人，声称丢了银两，向其索要。在曹继业的供词中写道：“小的就跑上去把客人合王俊拦住说，‘我惊了牲口，掉下衣包内有五十两银子，一定是你们拾了，要搜看行李’。小的先把王俊被套搜翻，又把客人的被套掀下驴来，在被套两边摸了一会儿，只说没有，要摸客人身上，那客人生气合小的吵嚷，王俊就乘空代客人整治被套，小的见王俊已经把银包偷换，连忙撇了客人往前走了。”后据王俊交代此次分赃情况：“共称有贰百肆拾两，小的分给曹继业陆拾叁两，李长久柒拾叁两，因李克方只会照料牲口，只给了他贰拾两银子，下剩的捌拾肆两都是小的得了，各自分路走散。”

         此案中，受害人潘宗赤因疏于防范，行旅之中轻信他人，掉入王俊团伙精心布置的陷阱，以致巨额钱财被骗。山东巡抚徐绩的拟罪意见为：“王俊依奸匪伙众丢包诓取人财物，照白昼抢夺，赃至壹百贰拾两以上例，拟绞监候。曹继业即曹吉业、李长久、李克方均依为从律，杖壹百，流三千里，均照例刺面，所窃银两在于各犯家属名下追给。”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的一天，黑龙江布特哈正红旗兴清阿佐领下一名叫巴庆的旗丁，从街上铺子里走出，因手内执有钱帖，被邓喜财等人盯上。邓喜财、魏明、何常格等5人早已结成团伙，到处丢包诓骗。他们事先准备了一束烂纸卷，在纸卷外标明“一百六十吊”，由邓喜财扮作商人执包在街上寻觅目标。此时，见巴庆银钱外露，便决定对其下手。邓喜财快步赶在巴庆前方，行走之间，佯装将所执假包弃落在地，魏明上前将包捡获。其他同伙见巴庆也看到后，连忙上前向魏明追问所捡何物。据何常格供称，“魏明先装支吾，小的们佯说，已见切真，随合巴庆同向索看，魏明始告捡系帖包，当给小的们，合巴庆看视，包上号着帖钱一百六十吊”。而邓喜财见魏明与巴庆等人交言诘问，明白巴庆已中计，随即返回，称自己是裕庆当商人，因赴三盛号换钱，不料在街上将包袱丢失，向魏明、巴庆几人询问是否捡到包袱。何常格供词中写道：“魏明答称没见，小的们在旁作质称说，共见魏明捡去，邓喜财即向魏明不依，小的们从中假作说合，魏明得空暗向巴庆商允，以其索捡假包诓易巴庆手内帖钱六十一吊到手，转给邓喜财看视，因数不符，邓喜财假说不是，辞，以令我脱身走去。”随即，几人诓骗巴庆到隐蔽处分钱，却乘街上人多甩掉他脱身。

         最后，黑龙江将军对此案批结并咨刑部：“邓喜财结伙丢包诓取得财，拟杖一百徒三年，何常格、孟广连等二犯拟杖九十徒二年半，各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魏明、篓玉山两逃犯仍严缉。”

         清代，丢包诓骗案件一般按窃盗罪论断，后来才按抢夺罪从重判罚。乾隆五年（1740），云南巡抚张允随上奏折称，云南向来民风淳朴，但因“近年以来，各省走厂之民络绎来滇，因而奸良混杂，有等不法之徒勾结伙党或用药迷人或丢包攫财”。还提到“丢包之贼因律无正条，俱依掏摸律照窃盗计赃科断，赃银五十两以下止于一杖，数至九十两，不过杖徒，未有重惩之法”。在他看来，丢包匪徒行骗手段险毒，甚至比抢夺更加奸恶，理由是“抢夺系明见其物从而攫取，失主犹可互争，且可当时喊救追捕，今丢包之贼逞鬼蜮伎俩，将人密藏银物公然搜攫且易于兔脱，不使立时就擒”。因此，张允随认为丢包恶贼不能仅按照窃贼治罪，应当“俱照抢夺律不计赃杖徒，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刺面，三犯满贯，亦照例拟绞杀，伤人者拟斩，均分别立决监候，店家知情容留者，照为从减等治罪”。只有这样，才能让狡黠匪类畏法。乾隆帝阅折后，谕令刑部就此事议奏。刑部对张允随的建议持有异议，称窃盗和抢夺情罪不同，难以概论。丢包匪徒设局诓骗并无强横夺取的行为，如果按照抢夺治罪未免情轻法重，因而还应按照窃盗治罪。

         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议丢包匪贼如何定罪。十一月二十二日，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请严定丢包匪徒之罪。他在奏折中写道：“丢包奸徒虽由行客贪拾遗物，堕其术中，但藉词搜查公然掉取，按其情形实与抢夺无异，仅准窃盗赃治罪，殊觉情重法轻，且得免刺，再犯累犯无所稽考，尤不足以示惩创而杜瓜贼之源。”因此，崔应阶建议，丢包贼犯经审实后，“均照白昼抢夺人财物律例，分别治罪刺字”。此外，还应行令地方文武员弁选差兵役，留心查缉，遇有丢包贼匪即行拿解究治。该提议后获准通过。据《清会典》记载：“凡奸匪伙众丢包，诓取财物，照白昼抢夺人财物律治罪刺字，赃至一百二十两以上，拟绞监候，如有拒捕杀伤人者，亦照贼犯抢窃之例，将地方官扣限查参，此条乾隆二十三年定。”

         丢包诓骗匪徒从按窃贼治罪到按抢夺贼论处，从循成例到明确成条文，亦是清朝司法制度中“有例则置其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