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清同治五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衙门”（即“总理船政”），也称“船政”，是清廷专设的统揽轮船制造、轮船制造与驾驶专业教育、轮船水师海防等事务，集工业、军政、教育为一体的中央机构。

如今，来到中国船政文化城参观的游客，常常会思及当初船政为何选址马尾？本文试从当时的军工产业布局、战略考量、经费来源、人文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

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海上大门，古老的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万里海疆面临着空前危机，促使清政府深刻意识到与西方列强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差距。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徐继畬等有识之士倡导“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1859年，清廷开展了“自强之道”的大讨论，并达成“师夷长技”为“自强之道”的洋务运动之共识。1861年，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开启了对外交往的窗口。

186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上海机器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子弹，次年设“江南造船厂”。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旨设局造船并得到批准，在福州马尾创设“总理船政”。从军工产业布局上讲，上海和福建各办一军工产业，当有合理布局的考虑。

但笔者以为，晚清是个皇权国家，相互掣肘实现平衡是维持统治的关键，统治者任何决策都难免带有这样的意图。两大军工产业，由李、左两重臣分别执掌，其中定有让李、左二人相互掣肘、分庭抗礼，以免一枝独大之意。

从军工产业布局和相互掣肘的角度考虑，清廷批准船政设点马尾。

二

马尾地处闽江下游，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海港且具战略、地理优势。关于择址马尾，左、沈二公有其战略考量。

左宗棠于1866年6月25日上奏清廷《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提出“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漕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沈葆桢于1867年7月18日在《察看福州海口及船坞大概情形折》中写道：“驾轮船周览上下形势，知马尾一区，上抵省垣南台，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门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即具有距省城和出海口近的特点。距省城近便于督抚将军就近视事商议，近海口则关乎清政府的对台战略。福建作为近台省份，出海口的最大意义便是对台战略。台湾位处要地、孤悬海外，物产资源丰富，众多国家觊觎已久，属兵家必争之地。船政不仅造船，更担有水师海防之责。因此，在择址时不可能不考虑台湾一旦有事时的应急措施。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的解决，船政水师扬威台海，就以实力证明了这一点。

沈葆桢奏折中又说“自五虎门而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琯头、亭头、闽安，皆形势之区而金牌为最要。自闽安而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皆形势之区而罗星塔最要”。从出海口到马江，中经五虎门、黄埔、壶江、双龟、金牌、琯头、亭头、闽安、洋屿、罗星塔、乌龙江、魁岐、林浦等炮台，在船政东面临江的马限山有前、中、下坡炮台三座，有克虏伯大炮三尊；江中罗星山上有两座炮台，有克虏伯大炮三尊；舰船由“闽江口驶入逆流上行至马江八十里水程，芭蕉、壶江为第一门户，长门、金牌为第二门户，闽安锁门炮台为第三门户。其中航道复杂，暗礁密布，还须视潮进止。江口与马江的潮差约十八尺，非满潮时，大船不能开进马江。非熟悉航道，船即有触礁之虞”，“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往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即马尾港易守难攻，沿江两岸层层设防，炮口对准江面，如锁链一般锁住航路。再者，吃水在七尺半以上的大船到马江后，不能再上驶福州。可谓“双龟守户、五虎把门”，奇险天生，为“沿海七省形势最胜之区”。

船政选址马尾，必然要考虑到清政府的对台战略、天然良港地理优势和沿江的军事防御设施。

三

左宗棠在《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提出船政的经费来源，“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清廷批复：“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充，而库储支绌，仍须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

沈葆桢在《报销船政经费折》中详列自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船政开办之日，截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底（1874年7月）的收支情况，“共计收闽海关结款银四十万两，闽海关月款银四百七十万两，福建税厘局解银十六万两。又收犒赏限满洋匠剩银五百八十八两五钱二分三厘四毫，统共收银五百三十六万五百八十八两五钱二分三厘四毫……此年来制船实用之款项也”。“自同治八年八月起，至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止，共收福建税厘局解来票税银四十二万九千三百七十二两八钱一分三厘七毫九丝七忽九微……此年来养船实用之款项也”。1866年至1874年，闽海关及福建税厘局共拨款579万两。1866年至1911年，共用银1921万余两。其中造船（40艘）用银852万余两，建筑费211万余两，装备费64万余两，行政费558万余两，教育费67万余两，垫支养船经费146万余两。由此表明，船政建设、造船及养船经费主要来源于闽海关和福建税厘局的固定拨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倘若没有闽海关和福建税厘局的经费来源，船政恐难落地马尾。

四

福州1844年7月才正式开埠，是五个通商口岸中开埠最晚的一座城市。因为临近红茶主要产区武夷山，1853年由于太平天国及小刀会与清廷开战正酣，往广州及上海等地的固有茶叶路线已被切断，因此武夷红茶便应时地转由福州得便外运了。1853年春，旗昌洋行开始第一宗茶叶交易，此后其势头便一发不可收，出口量飙升，在开始茶叶贸易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已达到广州、上海两地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据统计，1863年至1864年，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分别是：英国4350万磅、澳大利亚830万磅、美国700万磅。福州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当时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到1880年茶叶出口贸易达到最辉煌时期，出口量为80万担，计1.07亿磅，价值265万英镑。至此福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茶叶贸易的红火，吸引了大量外国人驻居福州。

1861年7月，由洋人管理的闽海关成立。开埠以后，福州仓前山（烟台山）成为各国领事馆区,英、法、美、葡、德、瑞、荷、丹、瑞、挪、日等17个国家相继在仓前山设立领事馆；各大银行、洋行、教堂、教会学校、医院等云集此处，其中就包括英国的来士洋行、太平洋行、捷逊洋行，美国的窿顺洋行，英国皇家海军、领事馆合办的“海港医馆”泛船浦教堂等，外国人长期居住的人文环境相对成熟。

船政选址马尾，很大程度与福州开埠以来，特别是五口通商后形成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作者：胡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