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绛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生而敏悟，5岁能作诗。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初补淮阴县主簿，后授江宁推官，摄上元令（现均属南京江宁）。安抚使范仲淹将其调任江西永新知县，后改任通州海门县（今江苏省启东东北），后迁江西转运判官，知台州，遇上大水冒城，元绛“出库钱，即其处作室数千区”使流民恢复生产生活。皇祐四年（1053年），元绛为广东转运使，组织建修多座水寨和城池，供应前线军饷，因有功迁工部郎中，历两浙、河北转运使，召拜盐铁副使，提拔为天章阁待制、知福州；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调广、越、荆南，熙宁年间，为翰林学士，拜三司使，后知开封府。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次年王安石拜相全面推行变法。元绛和王安石有着同样的政治抱负，又先后在海门任过知县，了解百姓疾苦。为了能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政府财政，发展社会经济，他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被称为变法派新党。

　　熙宁七年（1074年），元绛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身份代三司使，职掌财政大权，深得神宗皇帝器重。王安石的变法遭到守旧派的反对，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回京复职后，重用新党支持者。十二月，元绛被委以参知政事重任，主理政事，继续执行新法。

　　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受耆宁（其子）事牵连，贬知亳州，改颍州。三年，加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四年，以太子太保致仕。

　　元绛知福州时，“以文学为士民师范”，给当地民众传授了不少中原的文化知识。元绛在榕的政绩主要是城防名胜建设和布施东禅寺大藏经雕造。

　　注重城防与名胜营建

　　在福州期间，元绛注重城防和名胜的建设。宋嘉祐四年（1059年），元绛重作虎节门；嘉祐八年（1063年），元绛将威武军门扩建为双门，上建楼九间，过了四年开始在楼上建造滴漏（古代报时的计时器），并以鼓报时，以角传更，配备专职人员值班，风雨不移，这就是“更鼓”的来历。同时在楼下左右两翼盖两

　　座亭，左名“宣绍”，右为“班眷”。嘉祐年间，元绛还创有合沙门。另又更东泰门为康泰，创楼其上，面东山，故名东山楼，在今湖东路与尚宾路交叉口位置。治平元年（1064年），他修缮了州西北方向的“升山门”。在其调任南京后，百姓为纪念其功绩，请有司改其门为“遗爱门”，通往西湖的桥称“遗爱桥”。

　　宋代，福州城东汤门内有一个汤泉，归佛寺管理，因名内汤院。院在宋仁宗嘉祐(1056年)前建置，具体年代不详。嘉祐七年(1062年)“元给事阅郡图，图有佛寺，曰内汤”，于是，组织人力加以修理，堆石为井，开浚源流，四面加围墙，不许闲杂人进入，成为官汤。

　　元绛还修葺整理了福州郊外诸多名胜。他经常出北门登凤池山游览，有《凤池山》等诗：“州人未识凤池山，朱毂时来此往还。四座杯盘在天上，满轩云雨落人间。千围老木排旌盖，百尺飞泉响佩环。谁为霜绡图景象，翠微高处一开颜。”福州西北的卧龙山，又名品石岩，唐末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元绛有诗“朱车何事独来频，不为溪山只为民。最爱年年禾稻熟，时丰定有壤歌人”。他登鼓山也作诗《题鼓山元公亭》，还在于山南麓留下手书的“金粟台”3个篆字，苍劲沉着。后元绛之侄子元积中为守，绘金粟像于台侧。

　　元绛还曾于冶山附近建有“东山楼”，其中有楹联：“一俯群山小，休嫌此地偏。”另在山上辟有会稽亭和佚老庵。明代王应山《闽都记》载“佚老庵，在流觞亭西北。宋嘉祐八年（1064年），郡守元绛建。后更‘隐几’，又名净名，今废”。

　　宋代的民间社会，是士人们进退回旋的广阔天地。一些在国家政事中起过作用的士大夫，因事得罪或不得志于朝廷之际，往往返归乡里，暂且压抑自己对于国家政事的深切关心，转而致力于讲谈性理。当时，生活于地方的士人们在“择群”时所看重的，不仅仅在于对方以往或目前的仕宦身份以及一时的“穷达”，而比较注重其本人的文化背景。正因为如此，退休回到地方的朝廷命官，一般并不自高自大，反而有意为人谦和，以期“求同”于周围士人。例如谢事还乡的叶参、元绛等人，“日与乡间耆旧相过从，遨游江湖，处布衣野老间无辨也”。

　　资助东禅寺雕造《大藏经》

　　福州佛教文化史上有两部大藏经，一部是东禅等觉院刻的，一部是开元寺刻的，两者同称为“福州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五千四十八卷，增加新译经论撰述。完成于民间之手，一刻就是两部大藏经，可见福州在中国佛教文化史的重要地位。

　　东禅寺位于福州城东的白马山，传说在闽越国时，有山民曾梦到神人乘白马来此。到了南朝梁大同五年（539年），郡人郑昭勇捐宅为寺，初名净土寺。至唐咸通十年（869年）改为东禅净土院，“东禅”之名第一次出现在这座寺庙。晚唐才子周朴有诗《福州东禅寺》：“ 瓯闽在郊外，师院号东禅。物得居来正，人经论后贤。瓟槽柳塞马，盖地月支綖。鹳鹊尚巢顶，谁堪举世传。”此后东禅寺还用过东禅等觉院等名号，但人们都还是习惯简称它为东禅寺。

　　东禅寺雕造《大藏经》这一盛举与元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由于国库空虚，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为了推行财政改革，奏请宋神宗下诏废止了开封府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同寺传法院的译经事业因此断绝。熙宁八年（1075年），元绛受王安石知遇和宋神宗的信任，当了参知政事。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元绛被命任编纂《传法院新编法宝录》的参定（定稿）之职。《传法院新编法宝录》的编纂，到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元绛辞去参知政事之职，由后任的蔡确继承，至元丰五年（1082年）才编成。

　　元绛是出私钱助刊大藏经的第一人。大约在熙宁至元丰年间，他偶然得知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劝募开雕大藏经。私造大藏经是以为皇帝祝圣延寿之名义开展的。深知朝廷因经费紧张而停止印经实际情况的元绛打算以此功德，祈愿安泰（有种观点认为可能是考虑当时实施新法带来政局不安，王安石让他的同僚元绛当了出版大藏经的请主），不料却于元丰六年去世。

　　在元绛去世后的二十年，冲真等僧人继续请知州刘瑾和柯述、王祖道和名士陈旸等为都劝首（即募资人），经过众多刻工和印造工的努力，终于在崇宁二年（1103年）完成了大藏经的雕造。崇宁二年，东禅寺向朝廷进献藏经，加号“崇宁万寿”。东禅寺大藏经穿越近千年兵燹灾祸，保存至今，是元绛不朽功勋的见证。

　　元绛的人际交往及著作

　　除了王安石、王安国兄弟，元绛与吕惠卿、张伯玉、程师孟、刘康夫、徐奭等朝廷要员私交甚笃，程师孟比元绛迟任福州知州。元绛与蔡襄也相娱甚欢，常书诗唱和。宋熙宁二年，福州郡守程师孟曾赞康山（东禅寺所在）：“出城林径起巷烟，白马遗踪俗尚传。第一僧居兰若处，几番身醉荔枝前。百年骚客来闲寺，三月游人作乐天。更爱堂前迎太守，路头先坠碧云鞭。”

　　元绛对于下属也很温和，一次下属犯了其名讳，误称为“元降”，他也不动声色，没有怪罪。当元绛回乡时，宋神宗对他说：“卿可营居京师，朕当资助你，且便耆宁仕进。”“耆宁”是元绛之子。元绛曰：“臣有田庐在吴（指浙江杭州），归之。即便在京城建了房子，亲属探之不便。”并谢了皇恩。

　　元绛于神宗元丰六年卒，年七十六，谥“章简”，葬于钱塘南荡山。著有《谳狱集》《玉堂集》二十卷、《玉堂诗》十卷，《全宋词》存其词二首，《宋诗纪事》存其诗六首。

作者：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