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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榦与勉斋书院

发布时间:2023-03-20 来源:福州晚报 字体:【大】【中】 【小】

   福州的儒学传承,这一条学脉从阮弥之开始到林慎思,再从海滨四先生、杨时到朱熹,构成了一条学术传播脉络。他们的学术与精神,也成为后世学者创建书院、讲学书院等一系列推动书院发展的动因、目标与宗旨。朱熹及其弟子开创书院传统,延续了孔子的教义与精神。他反对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学习,提倡“为己之学”,在书院实践活动中,为后世书院树立楷模。研究书院,绕不开朱熹,没有朱熹的书院学,那么书院研究就将失去它的灵魂。而研究朱熹,则黄榦不能不提。

  元代书院现象

  宋末战乱,豪强肆意侵占书院产业事件时有发生。元政府发布诏令保护书院,并严肃处理这类违法事件。对建设书院态度上,鼓励私人创建书院。

  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诏“令江南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任士林《元松乡先生文集·重建文公书院记》卷1中记载:“愿以力创书院者,有司弗夺其志,部使者加察详焉,行省设官以主之。”且随着元政权的建立和进一步稳固,元朝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也把越来越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在了书院的建设上。《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

  该时期的书院也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徐梓《元代书院研究》一书总结元代书院“官学化”的现象,主要有:严格报批手续,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官办书院增多;政府向书院直接委派山长,强化对书院的直接管理,山长纳入学官系统管理;由官府拨置学田,掌握书院经济命脉;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

  但无论如何,元代书院的建设对福州文教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官府中也绝不乏如朱熹一样,带有“书院情怀”的学者,他们赋予书院精神和思想,以其个人学术与好尚,使这种官办书院具有较强的个性特点,从而延续书院的良好传统。

  勉斋书院的建立

  元代,福州书院除宋代保留下来的几所外,新增有勉斋等书院。在元代闽都书院文化传播中,这所书院的历史文化不可不大书一笔。

  据不完全统计,元代福建地区创建的书院共有29所。勉斋书院的创设,对福州乃至福建地区皆起到重要影响。元贡师泰在《勉斋书院记》中云:“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约祠徽国朱文公师弟子居多。”朱熹与其门弟子的学说,对文化界影响甚大。明刑部尚书彭韶作《考亭书院新置祭田记》,其中云:“圣贤之功,开益万世,其深恩莫报,犹昊天罔极……紫阳朱文公,后世之圣贤也,绍先圣于既往,集诸儒之大成,昭揭斯道,如日丽天。”勉斋书院建立,事在元代至正十九年(1359),这是时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也是历史对他的一份肯定。

  了解勉斋书院历史与文化,贡师泰《勉斋书院记》不可不读。萧震《道山纪略》云:“道山之文次于曾子固,而亦可传者,唐欧阳詹之《南涧石像记》、宋郑昂之《刚显庙碑记》、元贡师泰之《勉斋书院记》而已矣。”可见此文重要性,这篇文章也是研究勉斋书院的珍贵史料。

  《勉斋书院记》中载:至正十九年(1359)冬十月,福州始作勉斋书院,明年秋八月告成。后来地方有司率郡大夫士在此行“释奠礼”。书中叙述了建立勉斋书院的缘由,说到当时“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约祀徽国朱文公师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龙溪、双峰、北山之属皆是也。勉斋先生实文公高弟,独无专祠,顾非莅政者之缺欤?昔者佥事张引尝图经始,以调官浙东,不果,经历孔汭,锐意作兴以拜南台监察御史,又不果,未几,行部闽广,适郡士林祖孟祖益请以太平公辅里故宅一区为学宫,厥位面阳,广轮合制,遂倡成之。”

  《勉斋书院记》中也记录了书院建筑及其功用:

  礼殿中崇象圣人之燕居,祠宇旁峙严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著师友之授受也。阁曰:“云章”,以郑君正字端本时所得皇太子书麟、凤、龟、龙四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后叠石山曰:“小鳌峰”,不忘先生读书精舍之名也。斋左曰“凝道”、右曰“尊德”,栖士有舍,待宾有馆,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湢库庾,各有其所,重门衙衙,层庑翼翼,瞰以方池,度以石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有奇,东西广九十尺,深视广之四,雄规伟观,穆然靓深,然后师道之统有所尊,而讲学之士,知所向矣。

  黄榦与朱熹

  黄榦与朱熹关系特殊,他是朱熹门人,也是他的女婿。黄榦在福州书院及在庙宇、民居等地讲学处的教学实践和对朱子学的有力传播,可谓前无古人。他把朱子理学传播到福州,使福州成为又一理学中心。他通过书院教学实践,为闽学传播和弘扬培养人才,“也为宋末元初朱子理学的北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学实践中,黄榦将朱熹教学经验及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强调学者要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他为福州元代书院教育提供的一套可供借鉴的模式与经验。

  黄榦一生讲学、著述不辍,曾讲学于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白鹿洞书院和东湖书院,及各地州府县学。在福州,他创建竹林精舍、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并在闽都许多地方讲学。勉斋书院之所以祭祀黄榦,就在于他始终不渝、坚志苦思于理学。其从游朱熹最久,可以说“圣贤坠绪,非文公无以明;文公遗书,非先生无以成”。书院祭祀体现着教育职能,名为“勉斋书院”,就是一种象征,象征其人之学,象征理学精神。在黄榦等人推动下,福州书院教育继续向前发展。

  在学术上,黄榦虽继承朱熹学说,但不墨守,而是有所发挥。黄榦是白鹿洞书院由始及成的见证人。嘉定十年(1217),朱熹之子朱在重修白鹿洞书院,其在《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云:“榦倾从先生游,承观书院之始。历三十八年,复睹书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复见,又喜贤侯之善继其志。”第二年,入庐山访其友李燔、陈宓、胡泳等人,相与盘旋,俯仰旧迹。在白鹿洞书院论“乾坤二卦”,“山南山北士子云集”。“闻其言论,观其举指”,坚守师说,始终不二,对朱学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

  黄榦为传播朱熹理学不遗余力,通过门人弟子拓展了朱熹学说的影响。嘉定二年(1209)在江西临川学宫刻印朱熹《元亨利贞说》《损益象说》等书,跋云:“晦庵先生以授学徒江君孚先,所警于后学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学,黄榦三复敬玩,刻之临川学以勉同志。”他在嘉定十年三月作《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一文云:“周哀道晦,且千余载。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传之绪,末及百年,大义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发。其为郡也,固尝与诸生熟讲之,规诲之语,约而尽矣。”并强调说:“苟徒资口腹,谋利禄,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则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览观山川之胜,周旋堂宇之盛,于心安乎?”他对理学传播贡献卓著,所存《勉斋集》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陈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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