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启程前往福州之时，雷理生一行接到中国官员通知说，福建巡抚认为荷兰人不必前往福州即可在当地进行谈判。雷理生认为中国官员的意见反复无常不可信，必须亲自见到巡抚才能确信，所以更加坚定地要前往福州。厦门官员最终同意，并派出人员与雷理生一起前往福州。

　　雷理生一行取道传统的驿道前往福州。因为他们的行程是经过官方允许的，并将与巡抚见面，所以雷理生一行在旅途中得到了较好的接待，不断有沿途官员为他们提供食品和礼物。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雷理生一行于1623年2月6日到达福州。

　　初到福州，荷兰人还不能被安排直接与巡抚见面，必须将一些前期事项基本谈妥才行。第二天先由次级官员与雷理生一行会谈，中国方面提出的核心要求是荷兰人必须拆除在澎湖所筑的城寨，并威胁荷兰人若不同意，则取消其与巡抚的见面，还将杀掉荷兰人的翻译。于是，是否拆除澎湖城寨成为荷兰人与福建巡抚见面的先决条件。从中国官员的角度来看，拆除城寨意味着荷兰人放弃在澎湖的居留权，因为没有城寨作为固定的居住地，荷兰人无法在澎湖长期停留。即使停留也只是临时性的，一旦气候不佳则必须开走，从而实际达到了驱赶荷兰人的目的。

　　关于拆除澎湖城寨，荷兰人自然不愿答应，但是荷兰人的翻译被吓坏了。他们建议荷兰人应该先答应拆除城寨，而在实际操作中只需稍微破坏一下，在中国官员不再紧盯的时候，又可以择机重建。他们还告诉荷兰人，如果能答应中国官员的要求，中国才可能选择让步，在其他方面还有取得好处的可能。荷兰人听后觉得可行，于是答应，也由此取得了与福建巡抚见面的机会。

　　2月11日，荷兰人与福建巡抚商周祚在福州城内的巡抚衙门正式会面。荷兰人对商周祚表示了“最尊敬的致意”，商周祚也对荷兰人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因为有前期谈判的基础，双方对几个要点问题进行了重申，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荷兰人同意撤离澎湖并拆除其所修筑的城寨；二、中国将协助荷兰人在中国辖区外寻找适当场所并进行贸易；三、中国同意改善荷兰俘虏的生活待遇；四、中国将禁止中国的戎克船前往马尼拉及其他与荷兰人敌对的地方贸易；五、中国将派遣使节到巴达维亚订立条约。

　　其中的核心条款仍然是荷兰人离开澎湖。综合中荷双方史料，显然荷兰人是答应了这个要求。据商周祚呈皇帝奏折所说：“复以互市饵之，俾拆城远徙。故弭耳听命，实未尝一大创也。”即使商周祚的后任南居益对荷兰人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也深知是因为荷兰人对商周祚有承诺在先，“红毛一种，前抚臣商周祚殚心筹划，业已俯首就降，指天说誓，自谓拆城远徙”。

　　荷方史料也记载了荷兰人同意拆城远徙的承诺。据《荷兰人在福尔摩莎》中记载，总督德·卡尔本杰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司令官出于无奈，只能顺从他们的意愿，不然没有人敢在官员面前替我们说话，因为这样做过于危险。”而荷方参与谈判的主要人物雷理生在其日记里也承认，当一位福建官员询问他们对于7日所提出来的条件是否满意，他们回答是。而中方2月7日提出的核心条件则是要求荷兰人拆除在澎湖修筑的城寨。对于主要条款的相互让步，双方在福州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从中荷关系史来看，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晤。荷方代表虽然是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司令，但东印度公司的外交权是荷兰议会正式授予的。中方代表福建巡抚虽然是省级行政官员，但福建历来是中央设立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所在地，即使市舶司制度取消后，福州一直是中央认可的琉球国进贡的唯一口岸，福建政府长期以来也被授予了一定的外事管理职能。因此，本次的福州谈判是中荷两国之间具有正式外交意义的一次会晤。

　　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议如何去执行。雷理生一行从福州回到澎湖后，显然并没有拆除城寨，而是继续留在澎湖不走，借口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贸易场所，并责怪中国继续允许商船前往马尼拉等地贸易。在拖延几个月之后，商周祚终于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上奏指责荷兰人背约，并提出对荷兰人用兵的想法。明熹宗则裁示“设法抚论驱逐，毋致生患，兵饷等事，听便宜行”。不过此时商周祚三年的巡抚任期已经到期，后续问题的解决留给了其后任。

　　福州是“黄金时代”中荷交往的见证

　　新上任的巡抚南居益显然不相信荷兰人会自愿退出澎湖，在得到朝廷允许后致力于加强战备，摆出了对澎湖荷兰人进攻的架势。而经过近两年与福建地方政府的拉锯，荷兰人也意识到继续占有澎湖已不切实际。双方恢复谈判，相关条款经双方分别呈报福州和巴达维亚后，荷兰人于1624年8月开始拆除城寨，随后退出澎湖。

　　本次澎湖危机的最终解决，双方主要接触地点虽然在澎湖和厦门，但荷兰人已经充分了解，双方商谈的所有协议内容都必须经过在福州的福建巡抚批准才能生效。这是雷理生一行执意前往福州的根本原因。在雷理生日记原文中，其从未明示福建巡抚这一官职，一般以福州军门来代替，并几次写成漳州省长官（同样位于福州）。说明因文化、语言等差异，其对福建省行政区划并不熟悉，但非常清楚本省的最高官员位于福州。因雷理生一行没有前往北京面见皇帝的资格，所以在谈判中，福州方面意见意味着中国官方的最终意见。

　　澎湖危机解决后，因为荷兰人对福州的了解日益加深，同时十七世纪也是荷兰海上贸易的全盛时期，越来越多的荷兰人来到福州。据麦克福原著、金云铭译注增补的《十八世纪以前游闽西人考》（刊载在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期刊第33期）不完全统计，十七世纪来到福州的荷兰人有阿林（Aline）、雷理生（Reijersen）、范米德（Van Mildert）、路党明（Rudomina）、杜德新（Tudeschini）、肥兰（Ferran）、范和伦（Van Hoorn）等。

　　这显然不是十七世纪荷兰人在福州的全部。从1662年开始，中荷两国再次在福州进行了密切的交往。前述荷兰人1624年被逐出澎湖之后随即占领台湾，到1662年又被郑成功逐出台湾。为了报复郑氏集团，同时为了长期以来打开中国市场的愿望，荷兰人选择与清政府结盟，再次将焦点集中在福州。1662至166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三次派出舰队来到福州，寻求与清政府联合开展对郑氏集团的战争。1666年、1678年、1679年、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派出使团前往福州，寻求与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其中1666年和1685年的使团均在福州登陆后进京面见清帝。而一部分随行而来的荷兰人则在福州长期住下，其带来的商品广泛进入福州市场流通。正因为荷兰人在福州的活动日益扩大，荷兰人一度在福州设立了负责贸易的常设机构。1686年荷兰访华团抵达北京后，甚至向清廷提出要将福州作为荷兰人长期居住城市的请求。因为中荷双方的准同盟关系，两国之间的关系在1662年至1689年进入了热络期，双方主要交往的地点就在福州。

　　纵观整个十七世纪，从世纪初的第一次澎湖危机，荷兰人开始了解福建，进而在第二次澎湖危机中进入到福州，认识到福州是解决问题的必到之地。随着双方在军事、贸易等方面联系的加强，荷兰人开始将福州视为开展对华贸易的主要基地，经营长达数十年之久。庞大的使团、结队的商人、海量的商品蜂拥而至，深刻影响了福州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福州这座传统省城由政治、军事职能为主，走向了兼具外交、外贸职能的转变，推动了福州走向近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十六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陆续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葡萄牙人以广东为主要根据地，采取手段取得了澳门的居留权。西班牙人一度占领台湾北部，最终以菲律宾为主要发展基地。荷兰人虽然晚来一步，但后来居上，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取得对葡、西两国的优势地位，随即北上中国、日本，建立了东亚、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贸易网络。在其最重要的巴达维亚—长崎航线中，台湾海峡位于咽喉部位，也是打开中国市场的必经之路。于是，荷兰人在海峡两岸反复活动，福建顿时成为中荷交往的前沿阵地，而省城福州则成为中国对荷交往的中心。十八世纪以来，英国崛起取代了老牌海洋强国，荷兰在全球的商业帝国走向衰落。

　　下一轮中西交流的浪潮，则是约200年后的“五口通商”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