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真是物华天宝之区，它雄踞海滨，秀甲东南，处水乡山国之中，乃江海通津之地，自古为形胜之区。冶山立于福州海湾之中，位于越王山南麓，历代作为宫苑、官署的驻地，历史悠久且地位突出；更因人文鼎盛，内涵丰富而声名远播。“地因人重”，福州自严高开郡以后，历代有李椅、常袞、王审知、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黄裳、叶梦得、梁克家、赵汝愚、郑侨、辛弃疾、真德秀等名贤开府建衙于冶山，使之为闽中首善之区。几乎所有入闽的王公钜卿皆驻跸、下榻于此，所以地胜名著。

　　冶山又称泉山，山上古有天泉池，可供郡人修禊流觞；山下更有欧冶池，传为欧冶子铸剑淬火之处。总之，冶山旧为政、军、文、教施治敷化之所，又为风光名胜之地，占尽会城地理人文优势，深固难徙。而今虽峰岭高峻不再，文物景观衰减，但其地望不替，人文犹存，如今再辟公园，尤惬民心。登高纵观弥望市井，高楼林立，广厦毗连，车来人往，川流不息，不胜今昔沧桑之感。

　　冶山为州城形胜地

　　宋梁克家《三山志》称：“闽宅东南，负山而?海”，唐五代设威武军，“遂作重镇”，并赞“州治其中，有中州气象”。可见福州自唐宋开府建牙以来夙称气象繁华，格局非凡。

　　越王山是冶山北屏，顾名思义，得名于闽越王之立国建都，其历史远在2000多年之前。征文考献，源出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作；稽古求实，寻证于历年考古发掘与地下文物出土。虽然，人们对山旁欧冶子铸剑之方池指为传说，而对屏山、冶山一带为闽越国首都初地则无异词。山间文物之盛、史载人物之众、口传故事之多，可从《越王山志》中考知。自古地因人重，人以地名。越王山固缘闽越王开基而得名、闽越国建都而起兴，其地更因历代官宦、文人、雅士经久不绝的咏赞而扬名。其声华不替、超卓世代者，更在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与人文活动的频繁。

　　越王山位处福州城北，昂然挺立于周围川原湖泽之中，居州城内三山之首。其延伸地域广袤，东支脉有屏山（平山）、文笔山；中为冶山，又称泉山、将军山、王墓（云步）山；南麓更延伸至灵山（龙山）、芝山；其西有马牧诸山。古人重堪舆之学，称其地为龙脉所在，因此山南向阳高阜古代陈陈相因，密布宫苑王府，入闽主政者也倚之建衙置署，代无虚时，昔人称“坐龙之腹”，可见风水之重。越王山北后为“龙腰”，古人严禁樵采，更谆嘱不可挖掘毁伤，严加护惜。所以此山独多文物古迹、名胜景观。

　　晚唐福州刺史裴次元，着力保护山川泉树，创筑亭台楼阁，辟地二十九景，作诗二十咏，扬誉千余载。此山名人荟集轶事独盛。唐宋至清，主政闽中之名公巨卿萃集，能诗擅文者众。以宋代为例，有善政且能文者如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黄裳、叶梦得、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等，其能名垂青史、流誉至今者，或为诗词大家，或为文坛宗伯，时人称福州“乡人皆嗜学，太守复工文”，文风炽盛，盖由名宦所煽。冶山之上、州园之中，时常有官宦登临、文人聚会，赋诗联吟，诗酒欢洽频繁而热烈，历代佳作连篇累牍，人文之盛冠绝一时。

　　冶山首建城池始于西晋。严高甫任晋安郡守，即“入相兹土”，规划创筑郡城，建筑衙署。由于那时晋安郡尚为“遐服列邦，初作郡宇，宫室规制可知也”。作始也简，初城难免狭陋，但经他“定宅方位，迄今不移”。可见冶山形胜之地，开基定位之后，作为闽中首府、行政中枢地位坚牢，千年不拔，此诚九州中所鲜见者。冶山而南，以古之宣政街为中轴，叠建七重城楼，展现州城之壮伟，四周环绕七座城门，围护都邑之繁华。三山耸立，人文挺生；一楼凌空，瑞霭萃集。

　　冶山为行政中枢带

　　以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基础，历代闽中统治者均在此对全省（包括福州地区）实施管治，布施教化。这首先反映在古代福州与闽中地区的政治建制沿革上。由冶县而侯官，而原丰，而闽县，而闽州，而丰州，而泉州，而福州，而威武军，而福安府，而福京，而福建省会等等，诸多沿革，皆与此山不离不弃，目光之所集，岂非灵气之所钟？同时，相应反映在冶山地区历代宫苑、衙署、军营、贡院、书院与社学等行政设施与文教建筑上。据《三山志》载，福州城内“重谯杰丽，邃宇闳固，名公钜人，剖符开藩，官崇地重，佥曰惟称”。表明这首善之区因“地重”而令“官崇”者钟情瞩目，那些受命开府、剖符封疆的显宦名卿，建造伟丽宫署。长留政绩声名，称王者如闽越王无诸一系、闽王王审知一族，称帝者如南宋少帝赵昰一众、南明隆武帝一群，其他主政闽中者无论郡守、知州、观察使、团练使、布政使、廉访使等名称不一、品级各异的统治者，其施治、居处皆不离此山。可惜如今只剩有出土的残砖碎瓦，连遗址也难寻觅。越王山域内，还广有反映历代政事、文教、民俗、信仰与军事活动的众多地面遗迹与民间口碑。此外更有或隐或显于山体各处的民居遗构，包括名人别业、文士精舍、学子书院与藏书楼阁，有的虽仅存虚名也足为名山增色，让人感受文化气息。一部新编《越王山志》以58万字详载史迹，这是令人怀想的厚重载籍。

　　冶山为文化高标地

　　冶山作为人文名区，还有着丰富的文化涵蕴、兴盛的文教活动传统。这些活动，有些留下文字记载，更多是传留在大量的诗文著述中；有的则留下文物遗迹，如碑刻砖铭以及考古和兴复的名人故址与建筑遗迹。许多关注于此的专业学者与热心人士，多有研究介绍文章，加以阐述和释说。也有存留在保护开发的名胜古迹、文化景观，以及博物馆、展览馆内的实物展示与文字说明中。这些都给人以丰富而直观的历史感知。

　　冶山历史与文化最有价值的信息载体至少有三部分：一是保留至今的文物遗址和文化遗存，如欧冶池、碑刻、摩崖、祠宇、寺庙、马球场、文笔书院、中山堂、仁寿堂等。二是考古发现的古建筑构件、生活标本、活动遗迹等；三是历史上传留下来的文史载籍、文献资料、诗文著作、笔记小说、遗闻轶事等。它们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为我们讲述福州乃至福建历史的昨天和前天。冶山因此而成为文化高地、文物渊薮。

　　凭借专家学者的历史智慧和辨析能力，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自己城市的文化，有些尽管已很模糊，却是真实而有意味的往事。

　　不管越王山为“龙脉”所在的说法是否科学、属实，此地确曾是历代官员施治教化的重地，是全省的行政中枢。人气所钟，精英所聚，这里延续了福建历代传统文化的血脉。正如梁克家所说，“仕四方者，阅历孔多，独目此为善部”。他郑重说明，众多官宦，历仕各地，见广闻博，但到福州唯看重越王山、冶山，以之为施政兴文的善地吉域，自有其道理。无论传说的郭璞《迁城记》是否真实，也不论“后五百年大盛”的预言，是先知的启示，还是后来的附会，福州在严高筑城五百年后，确曾迎来中晚唐时期的文化兴盛。管元惠、李椅、常衮相继主政闽中，开创了闽中文教发达的奇迹，福州从此步入“文儒之乡”和“俗成邹鲁”的首途。宋代以后，文教与科举勃兴，一时天下莫比，遂有“海滨邹鲁”的雅誉；明清以后，学术艺文普及，文明新风开先，更成全国瞩目之地。直到民国时期，施景琛、王怀晋、陈衍等乡贤成立古物保存会，致力保护、修缮古迹名胜。历史事实让人们更加相信，福州是“江城福地”、人文奥区。

　　岁月不居，人事代谢，冶山经历无数岁月，不知变换了多少宫署朝服，真正是“更变千年如走马”。但名山仍是八闽首邑的高标，东南重镇之翘楚。古人感慨：“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又说“唯有越王城上月，年年流影照西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作为和善著述者都会有雪泥鸿爪的印记在。

　　冶山作为会城高地，古人力赞其峻拔。如宋人李弥逊登上州署内万象亭，作诗称“星移日转天容丽，江静山明地轴高”。他以登临所见天容伟丽，山势高峻，颂扬冶山的地位与形胜，可惜今人所见不过是一段隆阜高丘而已，全然无昔时的伟岸气势。古今异观，实乃岁月风霜的剥蚀与人事作为的朘削所致。不宁唯是，就连当年周回数十里的欧冶池，而今仅余数亩方塘；即如方圆四十里的西湖，其遗存又有多少？沧海桑田，人事更改，若无文字以记梗概，则榕城之胜事，首邑之风物，将永远湮埋于历史烟尘之中。

　　人们浏览闽都一阜的胜迹芳华，心仪先哲群贤的文采风流，虽说仅是吉光片羽，但也足证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实至名归。如今辟出“冶山春秋园”，集中展现福州最早开发也是最中心的形胜之地、教化之区。人们借此可以看到福州2000多年发展的历史，积淀的文化，荟萃的名人。有心者来此，可以凭吊从欧冶子、无诸至孙中山、萨镇冰等先贤们的业绩与风采；也可以想望从文笔书院到贡院考场学子们的成才经历。都说“胜地不常，盛筵难再”，而今名园既成，佳构恢复，凭吊有所，其乐何极。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诗人的愁怨有感而发，我们解读名山文物，徜徉园林景致，自当回溯历史，深思涵蕴，抚今思昔，更增乡愁梓念，益发日新之慨。爱国基于爱乡，岂虚言哉！

作者：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