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琉璃厂是闻名中外的古京城文化街，客寓榕城的清末举人王国瑞把福州南后街与之相媲美，名副其实。

　　南后街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民国时期依然长盛不衰。宋朝淳熙梁克家的《三山志》卷之四“地理类四”，在“由清泰门出清远门外”下注：“地名后街，东通大街。”可见宋时就有后街之名。清林枫《榕城考古略》载：“郡西南隅，自杨桥直南至鸭门桥，皆曰南后街。”20世纪30年代以前，南后街的绸缎布匹、南北京果、糕饼线面等商铺应有尽有，繁华热闹，但赋予遐迩隆名的是充满文化韵味的店铺。

　　南后街聚居的多是达官贵人、缙绅名士、巨商富贾，而且北有总督府，南有侯官县衙署，周边还有不少各地的会馆、试馆，自然应运而生不少笔墨砚庄、文房四宝、刻版印书、书画裱褙等商肆。在作家郁达夫、王西彦的笔下，民国时期的南后街仍然是古旧书店和印书作坊密集的街市。

　　书肆

　　书肆（旧书摊）曾是南后街的扛鼎品牌，主要是文人开书店。创于清光绪年间的塔巷口“醉经阁”老板林端植，既精于鉴别古书、古字画，又善于修补装订，是著名古籍书画鉴赏家，收有学徒。20世纪2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为福州书坊之冠，常有鉴赏家、收藏家问津。清同治五年（1866年），杨浚在杨巷桥口开设“群玉斋”。杨浚是《正谊堂全书》总校，精于目录学，开书肆为收集珍本秘籍，并刻印发行自编的《闰竹居丛书》。

　　清光绪年间开在杨桥巷口的“聚成堂”，由出师于醉经阁的张思永及其弟张思秋（又名张仕永、张仕秋）开设。张家兄弟精于字画鉴别和书籍装订，又善于经营，时与京、津、沪各地同业交流善本、孤本、手抄本等古籍及真迹碑帖、字画。状元林鸿年及清末一些官宦的家藏多归其所有。聚成堂能顺应潮流，改变经营方法。当清末民国初废科举、兴学堂时，率先向京沪购进学童课本，生意红火。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封锁，学校课本供应中断，该店又从废品收购的旧书旧报中觅取学校通用课本，进行销售。抗日战争后期，为了扩大资本，将收购来的古字画、碑帖，加工成中堂、对联出售，以弥补收入。思永兄弟卒后，传其子文光（永子）、文良（秋子），仍能继承父业，文光业务尤精。所以，该店一直开到1956年，并入新华书店。

　　南后街宫巷口的“薛颐记”精品典籍宏富，古籍版本、名家善本、经典秘籍不时可见，令嗜书者趋之若鹜。店主薛煊官，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印发行张心言《地理辩证疏》5卷，并收藏大量名家善本，其中很多是清初官绅、学者的珍藏古籍。

　　“陆记”店主陆桐桐，其母系龚易图家藏书楼的管书佣妇。他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修补古书画；长大后技术日进，又家存古旧破书纸张，故经其修补的古书、字画，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备受欢迎，门庭若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出租旧书、连环画。1960年南后街塔巷口火灾，波及书坊，从此停业。

　　开设在南后街与杨桥路交叉口、专营古旧医学书籍的储文晟书店，是中医师朱梅南所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医院聘用，书店停业。

　　南后街最多时有书店大大小小30多家。清末民国初尚留有群玉斋、藏古堂、薛颐记、陆记、带草堂、醉经阁、聚成堂、缥湘馆、耕文堂、草不除斋、寿古斋、古香斋等二十多家。

　　福建本地藏书家沈祖牟、陈己士，省外名家顾颉刚、郁达夫、沈从文、王西彦、曹聚仁、卢前经常光顾这里的书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曾在南后街购得大批古书，装成一大木箱，从轮船运回英国。

　　刻版印书坊

　　南后街书市繁华，与之相联的刻版印刷的刻书坊也蓬勃兴起，边印边售，前店后坊，书香扑鼻。

　　福州的刻版印书的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到了北宋已很发达，相继刻印了两部《佛藏》和一部《道藏》。历元、明，至清代，福州的刻书业日益兴盛，书坊也渐多。咸、同、光三朝尤为繁荣。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宫巷三山堂，就已刻印出版多种著作，有杨迁筠《天释明辨》，艾儒略《五十言余》、《三山论学记》，龙华民《圣若撒法始末》等。

　　以刻书贩书为主，兼营字画碑帖文房四宝，南后街最知名的是清道光末年（1850年）设在南后街宫巷口东侧的吴玉田刻坊。吴玉田，侯官人，其胞弟吴玉柱。其书坊世代相承，子孙连继，拥有一批优秀的雕版工匠。刻书多，包括诗、文、书、集，不下百种，数超万卷。其所刊刻书籍常标识“三山吴玉田镌刻”“吴玉田刻坊藏板”或“板藏福省南后街宫巷口吴玉田刻字铺”等字。道光年重修《福建通志》和《正谊堂全书》的大部分都由其承刻。林纾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严复译著《天演论》等，也都归它刻制。《巴黎茶花女遗事》首印100本，仅分送林纾、王寿昌、魏瀚的亲友，外地读者极难看到，可是却不胫而走，轰动全国。该刻坊至民国二十年以后式微。

　　刻版印书贩书，南后街还有《闽都别记》整理者、刻版名家董执谊及陈文鸣、王友杰等刻坊，最盛时短短南后街达到数十家。

作者：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