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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的“福州记忆”

发布时间:2020-09-15 来源:福州晚报 字体:【大】【中】 【小】

  宋元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中外交流频繁。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家乡远赴中国,在中国居留达17年之久。马可·波罗回国后,将自己在东方的所见所闻亲口讲述,经记录整理后以《马可·波罗游记》为名出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

  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记录福州。马可·波罗敏锐地察觉到福州是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的政治和军事重地,同时又通过通江达海的优势深度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中。马可·波罗观察甚微,对福州的美丽宜居赞不绝口。马可·波罗的“福州记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见证,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福州国际地位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史料。

  物产丰隆的华丽之城

  在福州,马可·波罗首先发现的是福州工商业的发达。“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其中标志性的产业是制糖业,“此城制糖甚多”。对于福州及周边的制糖业,马可·波罗两次提及,除了此处关于福州城的制糖,还提到福州城附近有一个叫“Vuguen”的地方制糖业发达,当地制作的糖作为贡品直接运往皇宫,可见其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马可·波罗饶有趣味地指出,“Vuguen”的居民以前只会煮浆不会制糖,在元朝统一以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差遣居留中国的埃及人到当地传授制糖术,此后“Vuguen”制糖业逐渐兴隆。

  长期以来,关于“Vuguen”究竟为何处未有定论,相关研究有尤溪、永春、南平、永安等不同的说法。1980年,南京大学王颋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中指出,“Vuguen”应是“侯官”的译音,侯官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盛产甘蔗制糖。文中引用明代《闽都记》为证:“甘蔗洲在于五都,宋时有砦,设巡检司,置戍焉。今革。环洲以居千家,种树艺围,地产橄榄。向时种甘蔗为糖,故名其洲。”此观点国内马可·波罗研究方面的专家杨志玖在1996年《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一文中认为“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无论从距离福州的里程还是闽侯甘蔗地区的特点来说,闽侯均很大程度上符合“Vuguen”之说。成书于南宋的《三山志》明确指出:“糖,取竹蔗捣蒸,侯官甘蔗洲最盛。”

  在马可·波罗的记忆里,福州除了制糖业发达,还盛产水果、樟脑、生丝等产品,甚至“凡生活必需之物皆饶”,更重要的是物价甚低。与此同时,城内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林甚多,“此城美丽,布置极佳”。在马可·波罗笔下,福州集美丽、富饶、宜居于一体。事实是否如此呢?据《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产果品35种、蔬菜37种,此外还产鱼类35种、软体动物36种,可见当时福州地区物产之盛。而据《八闽通志》记载,元代福州要向朝廷进贡锦荔枝二十万颗、锦圆眼二十万颗,此外还有柑、橙等进贡朝廷,可见元代福州水果无论产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是一流的。

  城市建设方面,随着宋代福州经济的大发展,主政者十分重视城市建设工作,实施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举措。知州张伯玉决定在福州遍植榕树,福州“榕城”之名开始远扬。赵汝愚疏浚西湖,内河水系治理卓有成效,西湖公园也是在宋代从原来闽王的私家园林转变为公共园林。宋元时代的福州经济繁荣,城市建设成效显著,马可·波罗对于福州的描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贸易枢纽与军事重镇

  丰富的物产除了满足本地人和皇宫的需求外,随着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寻找其他地区的市场,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接踵而至。在马可·波罗看来,福州对外贸易有着天然的优势。“有一大河穿行此城。”“此城建造不少船舶,以供航行此河之用。”更重要的是,此河连通大海,海船可以直接从海中沿此河而至福州城。马可·波罗观察到河两岸都建有高大豪华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福州的各种货品,特别是糖。而很多印度海船则装载着大量当地的珍珠、宝石直达福州进行贸易,双方交易量巨大。福州当地也有商人远赴印度进行贸易。

  在这里,马可·波罗明确指出,福州与刺桐(即泉州)近,很多外国船只到达刺桐港后,又运载商品“上溯前述之大河而至福州城”。随后其花了大量篇幅记载了刺桐中外贸易之盛景。“此城为世界第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几难信有其事。”宋元时代的泉州是中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号称东方第一大港,而中唐以来福州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有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的说法。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确认了泉州在中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也忠实地记录了福州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外国的商船是在泉州与福州之间相互穿梭。

  在福州,除了经济贸易的繁荣,马可·波罗感受到了强烈的军事气息,因为他发现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派驻了重兵驻扎在福州。“军队戍此者甚众,盖其境内城村屡有叛变之事,故大汗以数军戍之,由是若有叛变发生,福州之戍军立取叛城毁之。”马可·波罗写的短短几句,却触及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抗元往事。

  南宋末年,北方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先是建立大蒙古国,随后迅速扩张,先后灭金、西夏、大理等国,并横扫中亚、东欧,深入到欧洲腹地。其对南宋也是步步紧逼,于1276年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在这危急之时,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以福州为行都,改元景炎。虽然形势仍然很严峻,但整个福建地区的抗元形势为之一振。益王政权在福建新招募了大量兵员,而福建民间武装也是纷纷响应。即使在元军占领福建全境之后,福建民间抗元斗争仍然此起彼伏,大规模的反抗持续近20年之久。

  正是由于福建反元斗争的高涨,元朝为巩固政权,不得不派驻重兵驻扎福建。其中福州在宋代是福建路所在地,是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又一度是南宋的行都所在,元朝驻扎军队尤多。《万历福州府志》载:元“初以兵千人增戍福州,继以江淮万户府来镇,后又置亳州翼万户府,又设福新万户府,岁遣万户一人。又有巡军弓手,并隶四巡检司。”马可·波罗看到了现象,但是对于宋元战争的历史和残酷性,恐怕只有中国人内心最清楚。

  福州国与福州城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不仅有福州城,还有福州国。关于福州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从行在国最后之信州(cinguy)出发,则入福州(fuguy)国境。”福州史上并无福州国之称呼,此处福州国应为福建省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去深入探究宋末元初福州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再结合中西文化差异,马可·波罗的表述其实是相当合理的。

  首先从马可·波罗自身文化语境来说,他出身于威尼斯商人家庭,威尼斯在当时既是欧洲发达的港口城市,也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都。当时欧洲很多国家未完成统一,城市国家很多,而在意大利尤为甚,城市国家由中心城市命名十分普遍。

  再看福建当时的行政机构设置。马可·波罗在中国时期经历了宋元朝代更替,宋代中央政府在福建设立了福建路,路的范围相当于后来的省,福建路辖6个州、2个军——即福州、建州、泉州、南剑州、汀州、漳州、邵武军、兴化军,路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安抚使。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路安抚使长期由福州知州兼任,这一方面是在宋代路这一级的行政机构体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福州在福建路的中心地位。作为来自威尼斯国威尼斯市的马可·波罗,对于其笔下的福州国与福州城,我们需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予以理解和尊重。

  当然,马可·波罗笔下的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仍代表的是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综合其关于福州国的其他记载,可以确定福州国实际上指的就是福建省的范围,写成国更多是文化习惯所然。但是福州国这一称呼却实实在在地写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深入马可·波罗的记忆里,这对于研究福州历史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马可·波罗显然是厚爱福州的,他将美丽、富饶这些赞美之词毫不吝啬地给予了福州,甚至在他离开中国多年以后,在口述历史中仍把整个福建以福州国命名之。他以全球视野发现了福州在中外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对福州沿江向海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作者:刘洪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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