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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书院的经世教育

发布时间:2019-07-02 来源:福州晚报 字体:【大】【中】 【小】

  (一)

  清同治十年(1871),福建巡抚王凯泰以振兴闽学为己任,为提升闽省经世致用之风,“补救时艺之偏”于科举功名,参照浙江杭州诂经精舍、广东广州学海堂的规制,奏设“致用堂”。“先于抚署射圃之右,月课士一两次”,让学子“专考经史”,使之成为有体有用之学。同年四月,王发布招生“文檄”曰:“本部院现与多士更始,拟择九郡二州之英,于常课外别悬一格,专考经济有用之才。”申明创设致用之大义。当时尚无独立院舍,只是附于抚署。

  同治十二年(1873),王凯泰主持拨款重修西湖书院旧址,在其内部设致用堂讲堂、“枕经葄史之斋”及“十三本梅花书屋”(藏书所),并且“延经师,使诸生肄业其中”,专习经史、古文。是时已筹集资金2万两,寄存银行生息(每月可得200两息金)。同治十三年(1874),首聘林寿图为山长,因其时寿图在家为母亲守制,故为王凯泰所聘,直至1876年回京补官,才由郑世恭接任。

  王凯泰于当年十二月,又发布藏书共享的“文檄”称:“省垣正谊、鳌峰、凤池三书院藏书甚富,原供多士探讨之资,非饰美观、饱蠹腹也。”“因致用堂初设,尚少书籍”“再谕知各书院肄业士知悉,院存经史子集,各书院准许致用堂之士随时借读”。这种诸书院藏书共享的理念,是具有可贵的前瞻眼光的。王凯泰还动员身边同僚向致用堂捐赠藏书。据其同年所撰《致用堂志略》记载,捐书者有“将军文”,即福州将军文煜,4种286册;“制宪李”,即闽浙总督李鹤年,2种1346册;“抚宪王”,即他自己,捐了3种193册;“藩宪葆”,即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使葆亨,捐了3种300册;“盐宪陆”,即总督李鹤年幕僚陆心源(清四大藏书家之一),时任福建盐法道(正四品),捐书33种64册;“院长林”,即山长林寿图自捐138种1131册;“监院林”,即书院教官兼监院官林星炳,捐书(《正谊堂全书》《福建通志》)2种400册。这些赠书,有的还钤印图章,如“同治十三年,署福建布政使葆,捐置西湖书院致用堂”“寿图之印”“欧斋庋致用堂”等。

  同治十三年(1874),致用堂改称致用书院。书院规定报考者仅限举、贡、生、监,不收童生。书院每年二月初旬由总督、巡抚亲临举行甄别考试,其余每月一课均由山长主持。王凯泰为书院撰书大门楹联曰:“成名繇积善;致用在通经。”书院于西湖旁依山而建,院基较高,由下拾级数十才达大门。门内前为讲堂,宏敞高爽。但无学舍,不容生徒住读;只有书斋数间、藏书室一所。后院有数间楼房,乃山长住宅。空地较大,种植梅树,号“十三本梅花书屋”。书屋本是王凯泰为纪念先德而建屋植梅,同时还题一联云:“览胜溯前游,惯向长湖看柳色;传家留故事,又从福地种梅花。”1887年,谢章铤山长主讲书院,撰联曰:“青山本是吾家物;老树不忘天下春。”

  “光绪二年(1876)五月十九,溪涨四昼夜,西湖书院与致用堂并圮。”(《乌石山志》)光绪四年(1878),福建布政使葆亨,将致用书院移建于乌石山南范公(承谟)祠左近,“展妙香庵地,建为诸生治经之所,依山背郭,远瞩江海,近俯郊坰。”其时院址视野空阔,风景甚佳。(《乌石山志》)照旧制修建“十三本梅花书屋”,旁植十三株梅花。郭柏苍曾有《致用书院》诗云:“一径辞人静,长年背郭幽。野风经舍晚,江月讲堂秋。儒行期邹鲁,文光近女牛。门墙倚遗庙(按指王凯泰祠),终古共山陬。”它比较准确地描绘书院的环境与风光,表达了办学期望与对创办者的缅怀。无怪乎沈葆桢向朝廷力荐嘉奖王凯泰时,称许他“于省会增建致用堂书院,专刻经学,月亲扃试,与诸生讲明大义,诱掖提携,不啻严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下诏废除科举,致用书院并入陈宝琛创办的全闽师范学堂简易科。

  书院初期录取内课生10名,每名膏火银4两;外课生20名,每名膏火3两;附课生无定额,也不给膏火费。后以报考者渐多,故录取内外课生徒名额也有增加。先后聘任的书院山长有林寿图、郑世恭、谢章铤三人。谢章铤于1903年正月殁后,院务由其高足陈宝璐代理,次年辞不就任。代理期间所得束金(一年1200两),悉数归与谢章铤家属,藉示报答师门。

  (二)

  致用书院办学不同于其前已创办的福州省级三大官办书院(鳌峰、凤池、正谊),在于它的办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教学内容以“汉宋兼采”为特色。传统儒学认为,经学是经世济民的学术,史学是治国理政的工具与借鉴。而八股取士制度,导人只读场屋课试之文、帖括之学,从而违背通经致用的初衷。以上三书院虽稍重实学,却仍以八股制义为主课。鳌峰书院虽因收纳全省最优秀的士子而号称“文薮”,但仍俗称“功名摇篮”;其在嘉庆、道光间,也曾于馆课之外兼课经史,引导生徒重视学习经世致用的经史典籍,竟遭不学之徒攻击。王凯泰主政时,遂决心另设“致用书院”,以提升经世致用的学风,倡行通经致用的宗旨。

  致用书院对所招学生,不论举贡生监,皆要求“汉宋兼采”,即致力于文史考据和文字训诂,倡导文风朴实简洁,要求生徒治学以宗汉为主,修德兼学程朱,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书院三位山长林寿图、郑世恭、谢章铤,皆坚守通经致用的宗旨。谢章铤主讲18年,尤为推崇“汉宋兼采”治学方法,主张“为学宜宗经,治经宜识字”。他曾自书座右铭曰:“治经宗许郑,制行准程朱。”由于他们的倡导和实践,致用书院的修习内容和修学方法确实不同于其他书院。这从郑世恭、谢章铤他们所整理刊刻的书院“课艺总集”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致用书院课艺总集分《致用书院前集》和《致用书院文集》。《致用书院前集》由郑世恭原选,谢章铤、叶大焯鉴定,1896年刊刻,收录郑世恭任山长时(1876—1885)生徒优秀课艺260篇。《致用书院文集》由谢章铤编选,收1887年至1903年谢章铤任山长期间书院师生优秀课艺800余篇。其内容除经史考证、史论、经学人物及学术源流研究外,还有读书说辨及各种杂著等。从上述千余篇选刊的课艺文章中可以看出,致用书院确实培养了一批通经致用的优秀人才。

  入选致用书院课艺总集中的优秀作者,有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如黄增、张亨嘉(曾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黄彦鸿、王元穉、董元亮、林应霖等。其中尤为出类拔萃的更有近代古文殿军林纾,史学及医学大家力钧,学者张元奇、高凤谦、丁芸、陈宝琛、陈书、陈衍等人。

  因此,致用书院在福州四大书院中虽属晚建,且存在不过30年,但其通经致用的宗旨,专课经史的教学内容,采用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产生了影响并取得了实效。学生研究经史,通解经义,在内容与方法上独树一帜,因而培养出大批人才;他们刊行的课艺总集,成为后人从事经史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意义重大。

  正是在“通经致用”宗旨的指导下,致用书院培养出一批实学名家,我们从“课艺总集”所选录的生徒艺文中可以看出,他们日后的学术成就,是与此时的历练分不开的,是在书院中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的。

  如课艺总集选取黄增的《寝衣解》(《论语》)、《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解》(《尚书》)、《刘更生不交接世俗论》《关石和钧解》《肆故今也说》,黄彦鸿的《〈周礼〉医师不兼众医说》《赵武灵王论》《骈体文源流正别说》《书〈淡水厅志〉黎、陈二序后》,力钧的《文笔辨》(1889)、《子兮者嗟兹也广证》(1889)、《齐风于著于庭于堂解》(1889),张亨嘉的《汉武帝亲策士论》《读汉景帝劝农桑禁采黄金珠玉诏书后》《〈匈奴列传〉书后》,林群玉(林纾)的《问福建茶市利弊》,丁芸的《〈书〉可无序〈诗〉不可无序说》《〈十三经注疏〉孰为最优孰宜先读论》《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君论》《揖让而升下绝句义证》,周长庚的《读韩文公〈进学解〉》《释古书实字虚用》(与董元亮合作),董元亮的《孟姜孟弋孟庸解》《汉宋小学论》等等,都可以看到他们坚持“通经致用”宗旨,持守“汉宋兼采”研究方法所收到的实际效果。据统计,致用书院历年课艺文集中,收录有林群玉、力钧的文章各12篇,而来自台湾淡水的黄彦鸿与二人相比肩,亦达12篇。无怪乎他们日后的文史造诣都十分深湛。

 

作者:卢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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