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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旅行团”:抗战中的红色火种

发布时间:2021-11-17 来源:中国档案报 字体:【大】【中】 【小】

    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中写道:“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面貌。” 

    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新安旅行团”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之后的17年里,他们行程5万余里,书写了一段经久不衰的红色传奇。 

离乡救亡 共赴国难 

    “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是新安小学。192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受人之托,借用江苏淮安河下的新安会馆旧址,创办了新安小学。次年,陶行知因发表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言论被通缉,新安小学不免受到牵连,面临停办的危险。毕业于南京晓庄学校,立志“在教育上进行一场革命,办一场革命的教育改变中国”的汪达之临危受命,接任校长之职。

    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不仅熟视无睹,反而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新安小学受到国民党当局暗中施压,加之经费中断等原因,许多教师被迫离职,校内光景惨淡。内忧外患之下,汪达之决心带领学生走向社会,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1933年10月,汪达之第一次带领7名新安小学的学龄儿童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自筹经费修学旅行。他们途经上海等地,历时50多天,受到了广泛关注,《时代画报》《苏报》等国内外媒体报道了此事。这次成功的旅行,给了汪达之和孩子们走出困境的信心。

    1935年10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汪达之与孩子们组成“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生活上,“新旅”坚持“简朴整洁、亲爱团结、助人克己、爱护人群和国家”;旅途中,引入“小先生制”,打破“长者为师”的传统,以“知者、能者为师”,充分激发了团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汪达之始终以顾问自称,与团员们相互尊重,携手开展工作。他们风餐露宿但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却坚忍不拔。

    1936年5月,“新旅”团员到达上海,接受了来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培训,还参演了著名导演蔡楚生的作品《小五义》,为开展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之后,他们一路向西,足迹到达宁夏、甘肃等地。在甘肃,“新旅”团员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取得联系,其团员左义华、张俊卿、曹维东三人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团内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6月,“新旅”到达湖北武汉,开展“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的宣传工作。陶行知称赞他们:“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武汉等地相继失守后,“新旅”奔赴广西桂林。

桂林岩洞 特色抗战 

    由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桂林在短期内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文化界人士,很快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1938年11月18日,第一批“新旅”团员到达桂林。初到桂林,他们就与“孩子剧团”一起,成立了联合干事会,着手组织公演和制作标语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在桂林的儿童救亡团体有10多个,成员众多,但是组织分散。在“新旅”的倡议和推动下,“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从1939年1月开始举办。各儿童团体每个星期天召开会议,通报工作情况,定期组织活动,广泛团结协作。

    自1938年下半年起,日军轰炸机不时侵扰桂林。每当警报拉响,城中的男女老少便会选择就近的岩洞躲避。轰炸有时会持续一整天,躲在岩洞里的人既忐忑不安又百无聊赖。起初,“新旅”团员帮助老弱妇孺躲避战火,在岩洞里演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主张,以此吸引大家注意。时间久了,他们便趁机开展“岩洞教育”,或者讲授大家急需的防空知识,或者教老人和儿童读书识字。“岩洞教育”宣传了抗日主张,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舒缓了他们在炮火中的紧张情绪,可谓“一举三得”。“新旅”团员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的这一创举,很快成为桂林抗战的一大特色。1939年初,受苏联政府委托来华的摄影记者卡尔曼到达桂林,他的镜头中留下了“新旅”团员开展“岩洞教育”的生动场景。

    在桂林两年多的时间里,“新旅”先后组织了西南工作队,在湘桂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成立西郊工作队和东郊工作队,到乡村参加劳动,砍柴后组织义卖,向群众汲取生活经验,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才干;面向妇女和儿童,他们开办识字班和夜校,表演戏剧,教唱歌曲,宣讲时事、科学知识和抗日主张;组建伤兵之友队深入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鼓励伤兵写作日记和战斗经过,帮忙平息医院与伤兵、伤兵与伤兵、伤兵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每到一地,“新旅”团员都与当地的农民、工人、学生,还有伤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自始至终贯彻“服务即宣传,宣传即教育”的理念,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从事生产生活运动。

面临改编 一波三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随着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受中共关照的“新旅”处境越发艰难。1939年11月,“新旅”到达桂林已有期年,他们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就在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突然称“新旅”“在外言语行动欠妥,名称也不妥”,这是国民党当局对“新旅”产生不满的明确信号。

    1940年9月,“新旅”收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电文,要求他们在7日内到柳州听候改编。“新旅”在出发时曾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补助,后来以“特约群众团体”的身份接受军委会政治部的补助。军委会政治部以“由新安出发的学生不足三十人,其余成员都是沿途加入的,故无存在必要”为由,决定将“新旅”编入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并改名为“新安儿童宣传团”。收到消息的“新旅”团员即刻赶往柳州面陈存在的困难,希望此事能够从长计议。然而,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因为改编的真正原因并非如上所述,而是“新安旅行团领导人员思想左倾”。当时,进步文化界人士走街串巷,以笔作枪,把文艺当武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担忧。

 

1940年10月2日,陶行知就“新安旅行团”改编事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无奈之下,“新旅”请求陶行知代为斡旋。陶行知大病初愈,只能致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10月2日,陶行知在信中写到“新旅”仓促改编,困难多端:其一,“新旅”因筹备复校,正准备公演筹款,此时改编,前功尽弃;其二,该团具有光荣历史,功用在于宣传,改编即消解了他们已经积累起来的影响,殊为可惜。然而,张治中的回复令人失望:“新安旅行团改编事,前在辞修兄(陈诚)任内,因该团份子递变,原有学生已寥寥无几,为爱护青年,改编在卷,既成定案。”眼看“新旅”即将成为军委会政治部麾下的傀儡,“新旅”团员心急如焚,他们只好求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新旅”化整为零,自1941年5月起分批转移至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转战苏北 脚步不停 

    1942年1月,汪达之和最后一批“新旅”团员到达苏北盐阜区,“新旅”实现了由国统区向根据地的转移。离开了白色恐怖的桂林,“新旅”来不及休整便立刻投身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他们排练文艺节目,编辑少儿刊物,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儿童事业的中坚力量;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劳军支前、站岗放哨,为华中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5月,“新旅”在盐阜区召开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少年先锋队队章》,内容包括“我们的目的”“什么人可以入队”“队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队风”“纪律和公约”。经过10余年的历练,昔日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已经成长为一支组织完善、规范有序、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0日,“新旅”参加了收复淮安的战斗,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1946年初,“新旅”团员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他们这些年来的工作和战斗成果。5月20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之后,“新旅”作为解放军文艺宣传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从沂蒙山麓到扬子江畔,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活跃的身影。1949年“新旅”改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1952年又和其他文艺团体一起组建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正式结束了长达17年的全国旅行。

    “新安旅行团”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他们在中国青少年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2日 总第3754期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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