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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陕甘宁边区依法建设廉洁政府

发布时间:2018-09-03 来源:中国档案报 字体:【大】【中】 【小】

1942年1月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肖玉璧之死说起》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社论中提到的肖玉璧曾经是一位红军战斗英雄,1941年12月,肖玉璧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判处死刑。毛泽东得知案件的判决结果后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陕甘宁边区“既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能否建成一个廉洁为民的政府,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和中国革命的命运。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把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腐败现象滋生及反贪污受贿、反经济犯罪当作紧迫而重要的工作。边区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面发扬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面厉行廉洁政治,依法反腐肃贪,在人民政权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了多项行之有效的倡廉反贪制度,制订了多部法规条例,为建设廉洁政府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在巩固根据地政权、推动抗战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颁布《惩治贪污条例》,量刑标准之严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清廉政府和惩治腐败的决心。《条例》规定,“边区所属之机关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和“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论罪:克扣或截留应当发给或缴纳财物者;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捐税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对犯有贪污罪的军队和政府公职人员,依据其贪污数额和所造成的影响确定了惩处标准:贪污数额在100元以下的,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贪污数额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的,判处死刑。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查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纲领》),并决定公开发表。《施政纲领》共21条,大部分内容是毛泽东在初稿基础上亲自起草的,其中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毛泽东在修改《施政纲领》初稿时,亲笔加上“共产党员犯法者从重治罪”这句话,他认为,“从重治罪”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该体现为:共产党员犯有贪污罪,即使是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定罪处罚。4月28日,毛泽东就《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附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于5月1日正式发表《施政纲领》,因此又称“五一纲领”。《施政纲领》是陕甘宁边区具有宪法性质的最高法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称它是“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1943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重申政务人员务必做到“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对于这条规定,边区政府解释为:“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它的制定和实施,保证了边区政府的清正廉政,营造了民主、廉洁的政治局面。


 

拔除“莠草” 法外无恩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党纪严于国法”,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同时,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荡涤革命队伍中的污泥浊水,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施政纲领》发表后不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理了肖玉璧贪污受贿一案,依法判处其死刑。

肖玉璧,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出身贫苦,从小给地主放马。1933年4月,肖玉璧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成为战斗英雄。1940年秋,肖玉璧因旧伤复发和长期营养不良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毛泽东在医院见到肖玉璧,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嘱咐医护人员对他积极治疗、精心照顾。肖玉璧康复出院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上任后,认为职务低、待遇差,因此对组织心怀不满,加之金钱诱惑,导致蜕化变质,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敛财投机。后经查实,肖玉璧贪污侵占公款、收受贿赂共计3050元,相当于边区政府一般工作人员160年的津贴收入,数额特别巨大。事发被捕后,肖玉璧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依据《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应判处死刑。肖玉璧认为自己战功累累,要求以功抵罪,并给毛泽东写信为自己开脱求情。毛泽东看了肖玉璧的信,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了解了案情,当即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1941年12月一个阴冷的上午,肖玉璧这个曾对革命有功的红军战士,因贪污腐败被执行死刑。肖玉璧案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提出,肖玉璧虽犯有重罪,但念及其对革命有功,党和边区政府应当法外施恩,刀下留人。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认为,这种认识和主张是旧社会特权思想的遗留,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有违司法公正、执法平等的法律原则,更与“共产党员犯法者从重治罪”的规定相抵触。《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肖玉璧利欲熏心,丧失原则,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携款逃跑,企图投敌变节,社会危害极大,触犯了人民的利益,背叛了党和革命,判处其死刑,是客观公正的。肖玉璧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却背弃信仰,走向犯罪,依法判处其死刑对于广大党员和革命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廉洁政治。从1941年底至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人员中仅有1人犯贪污罪,犯罪率为十万分之一,边区几乎消灭了贪污现象,形成了一股正气。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奖励廉洁,禁绝贪污,以身作则,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陕甘宁边区因其清廉政风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延安成为民主人士、爱国青年报效祖国、拯救民族危亡、寻求真理和光明的革命圣地。边区政府被人们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老百姓用陕北民歌的传统曲调唱出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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