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96年9月7日，这一天，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下简称“13大”）圆满落下帷幕。当天晚上，13大组委会学术规划部主任王德俊走出五洲大酒店，看着天上朦胧的弯月，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数年来一直绷紧的心弦终于松了下来，绵长的喜悦之情仍在心中震荡不已。

    13大于1996年9月2日至9月7日在北京成功举行。自194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以下简称“ICA”）成立以来，这是首次在亚洲、在中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档案盛会。大会历时6天，与会代表2600多名，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以往历届国际档案大会的规模。在这次会议上，800多名中国档案工作者首次以东道主身份参加国际档案大会。王德俊是迄今国际档案大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主报告人。日前，记者来到王德俊家中，聆听他讲述中国主办13大背后的精彩故事。

世纪之交的一次档案盛会 

    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档案事业，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13大开幕式并致辞：“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这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包括档案工作，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人们无论是为追求繁荣与发展，还是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都需要借鉴前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经验，因而档案对于人们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怎样保存和利用好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又为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是需要国际档案界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希望这次大会能够促进这种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使我们真正既无愧于前人，又无愧于后代。”

    王德俊介绍，在中国召开国际档案大会是我国档案工作者期盼已久的大事，此次在北京举行13大是水到渠成的，这是国际档案界对中国档案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飞速发展和档案学术水平显著提高的充分肯定。时任ICA秘书长凯斯凯姆蒂（Kecskemit）曾说道：“中国是一个档案工作体制最为完善、档案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召开大会，比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召开大会更令人感到振奋。日本在经济上确实很发达，但档案工作发达的还是中国。”时任ICA会刊《档案（Archivum）》主编凡里（Vanrie）也曾说道：“中国档案工作了不起，你们（专兼职）全国档案工作者100万，而我们比利时是个小国，（专职）档案工作人员100人。”国际档案界权威人士的这些话语，无不说明中国已进入“档案大国”行列。

    除了是大会的主报告人，王德俊还担任13大组委会学术规划部主任。大会筹备期间，他从大会主题及4篇主报告、17篇辅助报告题目和报告人的确定，到聘请8位中外学者作为学术协调人，再到催稿、翻译和印制中、英、法、德、西班牙、俄文6种文字的大会主报告、辅助报告，以及组织会前研讨会、自由论坛等，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至今还保存着数十件与时任ICA秘书长凯斯凯姆蒂、副秘书长麦肯齐（Mackenzie）等的英文传真信函。大会期间，他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向中外与会者分发主报告、辅助报告，帮助与会者更好地了解会议内容；召开每次全体会议的主席、秘书、主报告人、辅助报告人会前预备会，布置大会发言顺序以及有关注意事项；在4次全体会议进行时，如同会议“总监”，调度大会进程，随时同大会主席、秘书保持联系，确保会议正常进行；出版、分发《大会日报》，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中外与会者的需要，《大会日报》特意采用中、英、法3种文字编辑。

    “闭幕式上由一位历史学家进行主题演讲，这是国际档案大会的惯例。”王德俊说道，“1992年9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闭幕式上，波兰历史学家吉尔梅克演讲中散布了所谓‘共产主义已在全世界消亡’的谬论，我在现场听到后感到非常愤慨，并警示自己：这一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在4年后的13大闭幕式上出现。为此，在与ICA秘书长凯斯凯姆蒂协商13大闭幕式历史学家演讲人选时，我比较注意分寸，主动出击，先入为主，直接提出了邀请中国历史学家作演讲的建议，而凯斯凯姆蒂比较开通，未费周折就同意了。”最后，大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在13大闭幕式上作了为题为《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的演讲，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好评。这也是中国历史学家第一次亮相国际档案大会。

向世界发出中国的档案声音 

    1996年9月4日，在13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王德俊作了题为《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的主报告，这是46年来国际档案大会历史上首次由中国档案工作者作主报告。该报告提出的“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成为支撑各国档案事业大厦的三大重要支柱”的基本观点及其论述得到了来自130余个国家和地区2600余名代表的好评。这不仅是对报告人的鼓励，更是对王德俊所代表的中国档案工作者学术水准的赞扬。而且，在大会结束后的新一届ICA执委会会议上，13大组委会秘书长刘国能对13大学术成就进行总结时，对“三大重要支柱”的观点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认同。

    “撰写报告就像跑一场万米长跑。”提起撰写主报告的经历，王德俊记忆犹新。1993年4月，他被ICA执委会确定为第二次全体会议主报告人，自此开跑“万米”征程。为使主报告内容国际化，1993年10月，他向40个国家档案界同仁致函，就档案立法、档案机构概况进行问卷调查。两个月内，加拿大、美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俄罗斯、日本、印度、新加坡、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卢旺达、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24个国家的档案界同仁予以函复，其中包括时任ICA主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瓦洛（Wallot）和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代署长彼得逊（Peterson）女士，他们的复函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材料或数据，弥补了原有国外材料严重不足的缺憾。1993年12月至1994年2月，时任档案干部教育中心主任的他几乎整整3个月（除夕至正月初五除外）吃住在位于昌平的培训基地，未回家一次，除了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所有时间都全身心地埋头撰写主报告初稿。初稿完成后，他及时联系中方学术协调人王景高先生和外方学术协调人来自挪威的米克兰（Mykland）女士，恳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并多次向有影响力的同行讨教，诚请刘国能、陈兆祦、和宝荣、韩玉梅对报告进行审读，结合他们的宝贵意见，对报告进行多次修改。直至1995年8月下旬，历时近2年，一篇2.4万字的主报告最后定稿。报告内容丰满、有说服力，展现了中国档案工作者优秀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视野。

    作为学术规划部主任，他还努力为我国再争取到一名辅助报告人。在与凯斯凯姆蒂酝酿17名辅助报告人选时，因为对国际档案界的情况不太熟悉，绝大多数人选经由凯斯凯姆蒂提出并说明理由而确定，但在确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篇辅助报告《对档案著作的评价（An assessment of the archival literature）》的报告人选时，虽然凯斯凯姆蒂推荐了人选，他仍将事先准备好的人选方案提了出来，力荐并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冯惠玲的详细情况，并报ICA执委会获得同意。

    在国际档案大会上，由中国人作主报告和辅助报告，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除此之外，会上，中国代表踊跃发言，4次全体会议自由发言环节，54位发言者中有我国代表史梅定、胡绍华等19人，占全部发言者的35%。此外，在大会会前研讨会上，有2位中国代表安小米、郭莉珠联合发言；在自由论坛上，也有2位中国代表何嘉荪、沈丽华发言。与会的中国档案同仁首次以学术团队形式集体亮相，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而就在4年前的第12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才不过十五六位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只有2人作了自由发言，更别说如此大规模地发出中国的学术声音了。

    “事实上，在档案工作中，我国形成了一些切合实际、切实可行的保管、保护和利用档案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取得的学术成就很值得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可是，由于缺少宣传，这些成功经验和学术成就很少为各国档案界人士所知。这次档案大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王德俊回忆大会上中国代表的积极表现，至今欣喜不已。“在从世界档案大国向世界档案强国迈进的进程中，我由衷地希望我国档案界年轻同仁能尽早推出像《荷兰手册》一样有跨世纪影响力的著作，让我国档案学人早日跻身于国际档案学术顶尖行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0月21日 总第3439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