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子站>档案编研>档案史料

“中华第一鼎”的“司”“后”之争

发布时间:2019-01-25 来源:中国档案报 字体:【大】【中】 【小】

后母戊鼎


 

2011年3月,被誉为“中华第一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司”改“后”竟然引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和热议的更名风波。一时之间,主“司”派和主“后”派纷纷撰文立说,争鸣不止。那么,早为世人熟知的“司母戊鼎”为何要更名为“后母戊鼎”?“中华第一鼎”“司”“后”之争的背后,到底蕴含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密码呢?

 

两次出土引轰动
 

充当寿礼藏“央博” 


 

充满传奇色彩的后母戊鼎与一般宝鼎出土一次的经历不同,它拥有两次出土的特殊经历。早在1934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曾侦知后母戊鼎的出土地——河南省安阳县武官村吴家坟园可能存在商王大墓,但是碍于当地风俗,没有发掘。及至抗战期间的1939年3月,后母戊鼎才被吴希增和吴培文兄弟等人发现。据1946年10月的《申报》记述,铜绿斑斓、古意盎然的后母戊鼎在第一次出土时,因为“太大太重”,被悄悄“重又埋起”,消息不慎“走漏”出去,被驻扎在安阳县城的日本侵略者得知并意欲出价70万伪币进行“购买”,但并没有得逞。事实上是被发现者之一的吴培文把一个小的器物送给了日本侵略者,悄悄把后母戊鼎保存了下来。几十年后,吴培文在回忆当年的护鼎之举时,仍然深为动情地说:“宁可拼死,也不能让宝鼎落到‘小鬼子’手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后母戊鼎出人意料地在“纠葛”中重新出土。“纠葛”的焦点在于“献出”后母戊鼎的人并非吴希增和吴培文兄弟等发现者,而是在安阳沦陷期间曾经充当过“汉奸”的同村人,他企图借此来减轻自己的罪过。可是,另一位与后母戊鼎有关的“抗战人物”认为由“汉奸”献出,“颇为心有未甘”。然而,县政府的态度则是不管谁来“献出”宝鼎,一律照收不误。

嗣后,安阳县政府把后母戊鼎交给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保管,同时由该会出面组织了一次展览会。后母戊鼎被安放在县城萧曹庙内供各界人士参观,一时人头攒动,纷纷前来领略宝鼎的瑰丽风采。然而,宝鼎此时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只是以“祭炉”“古器”“炉”“鼎”等来称呼它。当时的展览词写道:“此炉系商末周初之古器……上镌有夔龙人头三层花纹”,“武官村出土,折一耳,余一耳尚埋土中……由县府派队押运保存以供考古家之研究”。

1946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年度工作报告中关于“后母戊鼎“的官方记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6年10月底,适逢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六十寿辰。安阳县参议会准备修建一个“中正厅”,永久陈放后母戊鼎。但此事被驻守安阳的军事长官王仲廉获悉,他认为宝鼎时代古远,体型硕大,花纹精美,决定将其作为寿礼献给蒋介石。10月26日下午3时,军方派人接收宝鼎,用军车运至火车站,再由专人押运至南京。随后,后母戊鼎于11月5日被蒋介石转交给国立中央博物院(简称“央博”)筹备处典藏。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6年工作报告记载,后母戊鼎时称“安阳大鼎”,是当年该处所收藏的三大珍品之一(另外两件珍品是毛公鼎和美国尼米兹元帅签署日本投降文件的签字笔)。报告内称,安阳大鼎外有饕餮雷文,内有“司母戊”三字铭文,长方形,长110厘米、宽78厘米、高133厘米,“为今所见铜器中最大之器”,极为珍贵。


 

记者首释“后妻戊” 

主“司”派者占上风 


 

重新出土的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县展览时引起轰动,也吸引了“嗅觉”敏锐的《申报》记者邵慎之。1946年10月中旬,他专程前往安阳县采访,并撰写了《安阳探古:殷代祭器出土记》的长篇报道。在报道中,他一方面简要地记述了安阳县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还重点描述了后母戊鼎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对后母戊鼎内壁上刻铸的“后母戊”三字铭文,进行了“首开先河”式的释读。

邵慎之指出,“风格持重”的宝鼎内壁上隐现的三字阴文,“镌刻工整”,可释读为“后妻戊”。依据殷商甲骨文中人名的拼写习惯,“后妻戊”三字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妻戊”两个字。又如殷人称谓父丁和兄庚,也常常分别拼写为“丁”和“庚”一个字。据此,“妻戊”即可理解为商王之妻的本名为“戊”,此时已经薨逝,商王为了祭祀和纪念她而铸此宝鼎。

但是,如果青铜宝鼎是“后妻戊”的子孙铸造,那么“妻戊”或有“戊夫人”“戊太太”之意,“后妻戊”也可理解为“后戊妻”。据历史记载,商朝开国君主汤之后,有一位名叫大戊的商王,是商王朝前期颇有作为的君主,这些“作为”,很有可能是得力于“贤内助”的大力辅佐。因此,后辈商王极为“钦仰诚敬”这位“贤内助”,特地铸造青铜宝鼎来祭祀她。可是,邵慎之的释读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和官方的认可。

1946年11月17日,学者张凤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率先提出了“司母戊”三字的学术释读。他认为,宝鼎内刻的三字阴文,第一字像耜(锄头)形,也像织机上纺纱的叉形,象征治理意义,代表职司,释读为“司”;第二字释读为“每”,因字通借为“母”;第三字像一把长柄大斧,释读为“戊”,三字连在一起就是宝鼎的名称“司母戊”,意为当时某人替他母亲戊铸造的一件祭祀用的青铜器。

随后,张凤的学术释读被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采用,故其在1946年底将“司母戊”三字作为宝鼎铭文的官方释读,写进了当年的工作报告。自此,“司母戊”三字就成了惊世国宝的鼎鼎大名。也正是因为有了官方的肯定,所以主“司”派的声音顺理成章地就成为宝鼎铭文释读的主流声音。此后,无论是展览陈列,还是学校教科书,或是学术研究,“司母戊”三字逐渐成了闻名中外的宝鼎专属名称。其中,“司”字由“职司”之意,增加了“祭祀”之意,“司母戊”三字亦被释读为“祭祀母亲戊”。故此,在“中华第一鼎”“司”“后”之争的一开始,主“司”派就明显地占据了上风。


 

据理力争主“后”派  

“司母戊鼎”终更名 


 

然而,主“后”派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湮没在主“司”派的主流声音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主“后”派的声音尽管在初期十分微弱,但是却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据理力争。

1962年,台湾学者金祥恒发表《释后》一文,第一次从学术角度完善了邵慎之释“后”的说法。他指出,甲骨文及商周铭文中被释为“司”的字应释为“后”,意为王后的尊称。因为甲骨文追求“左右对称”,常常“正反书之”,“后”与“司”实际上是一个字,“后”为本字,“司”为假借,所以“司母戊鼎”应称为“后母戊鼎”。1969年,台湾另一位学者丁骕发表《说后》一文,同样认为“后”和“司”其实是一个字,只是“司”为本字,“后”为假借,所以也提出“司母戊鼎”应改为“后母戊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唐兰、裘锡圭、李学勤等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学者,在深入研究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和同时出土的“后母辛鼎”等陪葬品的铭文后认为,妇好是殷商王朝后期中兴之主武丁的王后,曾协助武丁开疆拓土,战功赫赫,但不幸英年早逝,出土宝鼎铭文和甲骨刻辞中均称作“后母辛”“后妇好”或“后辛”。因为她薨逝时,其夫武丁仍然在世,所以“后”字应是身份的尊称,意为大王嫡妻。同时,妇好墓中也曾出土过“司”“后”并存的陪葬品,其中的“司”“后”不能认为是两个字,而应统一释读为“后”。原因在于殷商时代,“后”和“司”无论是正写还是反写,实际上都是“后”字。作为职司、祭祀之意的“司”字,从文字衍变的角度来看,是从“后”字分化出去的新字。

此外,根据甲骨刻辞及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继妇好之后的另一位王后,她的两个儿子祖庚和祖甲在武丁死后相继称王。“后母戊鼎”就是祖庚或祖甲为了纪念母亲而铸造的陪葬祭器。因而,在宝鼎内壁上铸刻“后母戊”三字,尊称薨逝的母亲为“后”,亦符合殷商王室祭品的命名习俗和厚葬的民族习惯。所以“司母戊鼎”应改称“后母戊鼎”。此后,学术界主“后”派的声音开始渐渐响亮起来。

与此同时,这种主“后”派的声音也适时地影响到了典藏“后母戊鼎”的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书即以“后母戊大鼎”“后母戊铜鼎”来称宝鼎。嗣后,馆内主“后”派学者在撰写《中国古代史常识》和《商周青铜文化》等专著时,也以“后母戊(司母戊)鼎”来介绍宝鼎。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并入新组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内主“后”派学者在借鉴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最新研究成果后认为,“后母戊”三字包含了宝鼎主人的爵称、辈分和名号,文从字顺,实至名归,因而积极推动“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的工作,最终于2011年3月完成了更名。


 

   分享到: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