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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历《时宪书》

发布时间:2019-01-08 来源:中国档案报 字体:【大】【中】 【小】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同版本的《时宪书(历)》

  历法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来计量较长时间间隔、判断气候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自传说时期历朝历代都将历法推算视作国之大事,古往今来,“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可见,历法的制定不仅影响岁时农耕,更蕴含深刻的政治意义。

在这一政治思想下,新王朝建政之初,明定历法便成为争夺、宣示正统的重要步骤。历书的颁行推广,也成为新王朝势力推进、治理强化的重要表征。清王朝入关后,自然也遵从这一传统。

定历颁朔 

  清顺治元年(1644)七月,在礼部具题“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称,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后,摄政王多尔衮所发谕令:“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

  由于当时天文观测技术与数学推算能力所限,各种传统历法都存在一定误差。而这种误差随历法使用时间延续会不断累积,同一种历法在沿用几百年后,误差之大不仅会贻误农时,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政局波动。在明朝,耶稣会士汤若望曾依据欧洲天文观测及数学推算技术编制了一套新历法,即《崇祯历书》,进呈明廷,可惜因战乱,新历并未施行。清入关后,汤若望等人将此依照《西洋新法历书》编订的“新法正历”,奉献清廷,并被采纳作为新王朝法定历书颁行天下,即前引多尔衮谕令的内容。这一新历,即为《时宪历》。

  自顺治二年(1645)始,清廷定例,每年十月初一日,皇帝亲自或遣官至太庙行礼并祭关内外诸皇  陵。同日,于紫禁城午门对在京王公大臣行“颁朔礼”,颁赐次年《时宪历》(特殊状况如新君即位、皇帝“北狝”“西狩”等,颁历时间则有所不同)。受赏《时宪历》的诸王贝勒暨文武各员,均须穿戴朝服于午门外行礼跪领,且一定要本人领取,如有迟到或托人代领的,还要由专人核实后依律参劾。除在宫廷及中央一级恪从礼法规制,严格于十月初一日颁朔外,各地方省府州县及边疆地区的历书颁行则另有时间。

  除宫廷向各后妃,清政府向王公贝勒、各部院大臣,兵部代为向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王公伯克活佛扎萨克颁历以示典礼、统辖外,遵照相应制度,朝鲜每年都要派遣“领时宪书赉咨官”一员进京迎取《时宪书》,该事项由礼部负责接洽。颁朔礼后,还要安排赐宴或行文户部发给赏银。

乾隆帝即位后,为避其“弘历”之讳,将“历”字改为“书”字,《时宪历》因此更名为《时宪书》(下文统称《时宪书》)。当时的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上奏称:“孟冬颁朔,时宪下一字今拟易书字,称大清乾隆元年时宪书。”

刻印流布 

  依照定例,钦天监在每年二月初,将推算完毕并刊刻成书板的新一年度《时宪书》式样,进呈御览。待皇帝允准后,按照核定式样再刊刻印刷。四月初,以“厚氊包裹、坚木夹板、粗壮麻绳封转”送交兵部转行颁发边地将军大臣及内地各省。

  除通行的汉文《时宪书》外,颁赐军营办事将军大臣者如:定边左副将军、伊犁将军直至塔尔巴哈台、土尔扈特等郡王贝子共十八处,另有各自数目不等的满文、蒙古文及批红汉文本的《时宪书》。

广东某官员收到御赐《乾隆六十四年时宪书》谢恩事奏折

  各王公大臣接到颁赏的《时宪书》后,还要依例呈折谢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朱批谢恩折中,有一“乾隆六十四年”的用法,格外引人注意。众所周知,乾隆年号共用六十年,而此份谢恩折中出现了“六十四年”的表述。乾隆帝禅位后,乾隆年号仅于内廷沿用而非官方正式用语,各种公开文书等所用纪年已全部改用嘉庆年号。据此折所见,该时期依然有续用乾隆年号的《时宪书》刊印颁赐。也许这是对太上皇权威的尊重礼遇,抑或为凸显君臣特殊关系。但就现存《时宪书》实物所见,只有通行本嘉庆年号标称的《时宪书》。
   至于地方督抚,在收到经由兵部递送朝廷所颁行的《时宪书》后,由布政使动用正项钞粮,即政府法定财政内款项,将钦天监发到的考订次年书式照原样刊刻印刷,并钤盖各省所存钦天监印信,发放给所属文武官员、在籍有职官员及举人贡生等省内民众。这样的分发,在民众层面上,也是仪式感远超过实际所需。能够得到官定本《时宪书》的普通民众,自是寥寥。

严禁盗印 

  《时宪书》的售卖定价由官府统一核准。查照定例,每本值银一分二厘,严禁私刻或提价贩卖。违反禁令者,由地方官从重治罪,而地方督抚如查办失职,也要一并严处。官定刊印发售的《时宪书》,如果没有钦天监的印信加盖,也一并视同私历,都要追究相应罪责。

  这种管制不可谓不严,刑罚亦不可谓不重。但因官定历书主要承载政治含义并非全为民众使用之需,到省翻刻后印数既少且发行范围极为有限,价格不敷成本,进一步限制了官刻官印历书的动力。“司印官书惟附省数州县民人得以购买,其稍远者,惟借观于绅宦之家。至于偏僻编氓,多有目未覩(睹)官书因而伪造欺售者”。这一局面成为民间私刻历书、盗印书板或书册的缘由。官方所颁行的历书,也在封底处明载相关律令。

  尽管刑律严苛,但依旧不乏铤而走险者。以嘉庆二十一年(1816)直隶查办私刻《时宪书》一案为例。先是由负责京城“厘剔奸弊,整顿风俗”等地方事务的五城御史奏报拿获私刻《时宪书》的小贩黄三。经讯问,这些盗印的历书都是由来自在京从事刻字生意的王得海所提供的书板。直隶总督据供词指认,迅速逮捕王得海等人到案审讯。案件过程为:以刻字为业的王得海,因为在京刻字不能赚钱,转而打起了翻刻《时宪书》的念头。于是,他托钦天监刻字匠头葛英杰代为搜寻历书书板。但钦天监刻字工匠向来以“白板”(即刊刻完毕但并未着墨印刷的空白书板)交官,所以搜寻书板一事难度很大。

  一计不成,只好再寻它路。恰巧此时,先行印成样书的《时宪书》在校对中发现有错字,监修官员要求重新刊刻。葛英杰借此机会,偷偷盗印一本样书,卖与王得海。得到《时宪书》底本的王得海害怕在京翻刻被官府发现,便将底本带回原籍,刻成十三套书板对外发售。其中,黄三得到书板后,因使用频繁,图版模糊,转而另寻工匠照底本翻刻。在翻刻过程中,钦天监得知有人私刻之事,即赴官具报,并由中城指挥司将刻匠、书板等一并拿获。

  最终审判结果,盗卖官书的葛英杰,杖一百、流两千里,徒刑四年,并追赃银入官。王得海则以“提前盗印”历书违制,杖一百。其余购买书板、翻刻历书的均领数目不等的杖刑了事,并未依“伪造者处斩”的律法严办。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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